生KK体育态范文10篇

发布时间：2023-05-12  人浏览

　　KK体育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对此，提出“五个振兴”，即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建起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而实施乡村振兴本质上就是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过程。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背景，本文主要探讨乡村生态振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价值地位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美好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的追求和向往。美好生活除了富足的物质保证，更需要优质生态产品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告别了物质短缺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环境代价。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于自然界?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560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不应是对立存在，不然会招致自然的报复。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性开发、利用自然，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尤其是20世纪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基本上是以牺牲自然生态换来的。人类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和威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559－560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周易系辞下》记载“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4］，把人包括在天地之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统一。《老子》中有“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周易》中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6］，《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7］。这些都揭示了天地万物有其自身变化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必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不能违逆自然功能。儒学集大成者朱熹进一步指出，人和天各自有各自分内之事，天有天所要做的事，人有人所要做的事，而人要做的事就是“赞天地之化育”［8］32，顺从万物本性，取之以时，用之以节，达到“与天地参”［8］32，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生态自然观不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发展。直至今日，中华大地上处处彰显着这种生态智慧。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报告强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9］一切生命都起源于大自然、从属于大自然;一切事物的产生都需要合乎自然演化、宇宙运行规律。只有遵循自然的实践活动，人们才能获得诗意般的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0］“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0］“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0］等新观点、新思想，为建设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方向。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以优美环境带动乡村其他领域的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首先，乡村生态振兴是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之路，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建设和保护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首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概念，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农村，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乡村生态环境建设都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地以生态振兴为依托，将环境因素融入农村建设各领域，实现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和谐共进、人与自然融洽共生的新农村。可以说，建设农村生态文明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农村生态文明就没有美丽乡村，就没有美丽中国。其次，乡村生态振兴是补齐农村生态环境短板的必由之路。尽管近年来农村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但是长期形成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农村环境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随意处置生活、生产垃圾现象突出。由于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薄弱，已经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随着农村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农作物秸秆资源利用不充分，秸秆过剩随意堆放、随意焚烧现象依然存在。第二，粗放型农业发展模式造成水土资源污染仍然比较严重。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优质土壤资源被肆意占用，导致耕地数量减少。农业生产中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等，导致农面资源污染。第三，乡村建设中乡村文化被弱化，过多地掺入现代化符号和城市元素，在新农村改造“拆村并点”的过程中，导致“千村一景”现象，从而失去了“乡土味”。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乡村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0］。最后，乡村生态振兴是普惠民生福祉的根本体现。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没有替代品，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自然的产出、生态服务都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所以，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的过程，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然而，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不同程度地损害自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实行野蛮的征服与蹂躏，最终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改革开放40年，我国物质财富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发展大大滞后于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当今中国，开启了生态文明新时代，从消费的角度，人们消费由温饱型向品质型转变，更注重消费的质量和健康内涵;从市场的供求看，生态产品供不应求:一方面，城市里的人们想逃离城市的喧嚣去生态环境优美的乡村走走看看，在蓝天白云下呼吸新鲜空气，放松心情，体验“乡情”，找回“乡愁”;另一方面，农民也渴望人居环境更加舒适、优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绿色环境，就是民生的最大福祉。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为其构建生态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口青藏高原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生命的禁区，高寒、干旱、缺氧等气候特征使高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敏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较差，尚未发育成熟的生态链极易受到人类的干扰，在遭到人为破坏后，又极易产生崩溃性失衡，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状况一开始就对人们的生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朴初先生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个研究课题欣然题写“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环境保护；江河源源流长，功在千秋万古”的题词。费孝通先生曾两次写信鼓励和赞扬道：“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围，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态利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正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生态原本脆弱，但为什么这块年轻的高原在历经千万年后还能与族基本和谐相处？我认为，这与族立足这一自然生态，培育、发展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将面临着两个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种关系，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规范性手段。但从近现代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运用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要提倡伦理道德、消除仇视、培养善念，从精神层面予以关注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藏族善待自然，将雪域每一处山山水水都赋予了生命的含义，这一人性化的定义将雪域生态保护与人和人造的神联系起来并定格化；藏族生态观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活动和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些都对我们保护和建设人类这片最后的净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维护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系统工程，其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从保护整个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各民族和谐发展的高度，认真思考和审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珍惜和参考长期积累下来、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和实践。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体纳入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的纳入使青藏高原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生态文明源于对我们人类发展的反思，也是倒逼我们对发展理念的提升。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区域而言，构建生态文明，我认为保护高于开发，保护是基础，保护是关键。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决定了必须从构建生态文明战略高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一些古代文明因生态良好而兴盛，也有一些文明因生态恶化而衰败。在此举一则当生的实例：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30年前，这里山清水秀、湖泊成群、湿地连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以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纯牧业县赖于黄河母亲的施泽，玛多牧民的人均收入达到500多元,人均占有牧畜达到100多只。“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从1980年—1982年连续3年蝉联全国人均年收人排名第一。而20年后的今天,当冰川一点点萎缩、湖泊干涸、水位明显下降，当草场退化成沙漠、退化成黑土滩的时候，玛多人又首当其冲地品尝了生态恶化的苦果，玛多已经沦为部级贫困县,国家以大量的投入进行生态移民———贫瘠的草原再也无力养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这个地方走了一条典型的“先开发，后治理”的弯路。这种发展模式虽带来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从根本或长远意义上审视是得不偿失、不可取的。它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这种“发展”的后果常常需数倍于其产出的投入才能治理，更何况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基本是不可逆转的。近些年来，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一定的资源环境的代价。20世纪下半叶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联合国先后召开了4次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共识，并逐步转化为各国的行动。国家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会来进一步关注生态保护建设问题，各级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青藏高原生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而言，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地位，目前所采取的治理保护举措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极其脆弱、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文化生态趋向多元，这已经成为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我们从事这一研究，正是要为破解这一难题做些努力和准备。

　　青藏高原是藏族心里的一方高洁神圣之地。当地人民用拟人的方式赋予这里的山山水水以部落、家族、爱情的神话故事，并进行祭祀和崇拜。藏族把青藏高原的高山称为神山，湖泊称为圣湖，地下称为龙神领域，蓝天由天神主宰。藏族自豪地称自己为“雪域民族”，又称“卡瓦坚”。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块地方环境恶劣，当地人把这块高地的地形看成一个仰卧的女魔，又以佛教的理念在这个魔女的要害部位上建立寺院，压邪扶正。

　　青藏高原也是人类文明的诞生地之一。考古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有定日的苏热，申扎的多格列、珠洛勒、各听，日土的扎布、那曲、申扎、双湖、班成、日喀则、聂拉木、昌都卡若。其中，考古发现青海等地的卡若遗址是与诞生于内地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珠江文明等并行存在和发展的，约距今4000-5000年，就连生命禁区阿里高原也孕育过象雄文化、①古格王朝。②卡若遗址的发现说明，高原古人已放弃洞穴，建房定居，生产活动已由游猎扩展到农耕、饲养，广泛地使用了火，并有粗糙的纺织和缝制工艺，能制造陶器和各种粗糙装饰物。藏族是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自称“博”，并因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称谓。西藏中西部地区称为卫藏地区；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统称为康巴地区；西藏北部以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青海大部分藏区统称为安多地区。而居住于上述三大地区的藏族人分别被称为卫、康巴人和安多人。中国有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高”不是指高山的“高”，而是指精神的“高”、幸福的“高”、质量的“高”，但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青藏高原确实属于不宜人口居住的地方。但是藏族人并没有抛弃它，也没有往“高”处走，而是死守在这块寒冷缺氧的冰雪世界里。为了保护这一块净土，他们在高寒地区不动土、不盖房、不定居、去游牧；不砍树、不开矿、不乱狩猎；祭山祭湖祭江河，繁衍生息了千百年，用自己虔诚的信仰艰难地保护了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①

　　藏族因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②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所以把自己和山水联系得更为紧密，并以拟人的方法给山水以生命和灵魂，把它们界分为部落、家族、家庭，封它们为神山圣湖，并给它们编制了很多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传说故事。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的独特现象。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特定的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藏族以佛教的思想理念把自然界总称为“情器世界”：一切生命万物为“有情”，都具有生命意义，一律平等，没有本质区别。他们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尊重生命、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又认为生命的形式没有高低之分，而且生命不死，可以轮换，如你行善积德生命可以升华，若作恶多端破坏生灵，生命必然降低，讲因果报应。所以，他们和山水相依相偎，和谐相处，融为一体。这种思想理念慢慢融入到他们的血脉里，渗透到心灵深处，逐渐形成了这个民族的生态观、价值观和生命观，这些随之又贯穿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对于藏族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研究，前人和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青藏高原传统文化和生态观念的研究方面，青海民族大学的何峰校长，以及大连民族学院的南文渊教授对其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研究成果已列入《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这个课题中。王奎正［1］、陈亚艳［2］、勃吉尔格勒［3］、降边加措［4］、鄂义太［5］等学者对其也开展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些研究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概况、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等方面，系统介绍分析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理念，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发掘藏族的生态智慧与技能，使之能为全人类所共享，能在生态安全维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藏族对宇宙的理解和称呼很多，总的称宇宙为“诺吉久居丹”，佛书将它译作“情趣世界”。“诺”为容器之意，凡具有盛物功能的器具，无论大小均可以用它来表示。“居”含有精华之物、养分、依附者等义，在此指宇宙间的万物或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生物。藏族对宇宙的形成也有很多种说法，在格萨尔史诗中有一首流传较为广泛的古歌《斯巴形成歌》，③它集中反映了藏族对宇宙起源的认识。藏族对宇宙的描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它就是须弥山。须弥山还有七山、八山，还有内海、外海。须弥山四面海中有四大洲：南方海有南瞻部洲，东方海有东胜身洲，西方海有西牛货洲，北方海有北俱卢洲。关于宇宙的广大，另有一种说法：四大洲、须弥山以及天界等，为四洲世界；一千个四洲世界被称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大千世界。十亿个大千世界组成“热间居”世界。十亿个“热间居”世界组成“热间嘉措”或“哇尔梅居”世界。如此十亿个世界组成一个根基和中心为莲花所饰的世界。宇宙无限广大，这便是藏族接受佛教后，形成的对宇宙的一些认识和理解。

　　藏族先民与世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均对大地、山川、日月、风雨都存在敬畏和崇敬的现象。他们认为这些自然对象都有灵性，因此成为崇拜的对象，这也是原始人类所共有的特性。比如，非洲人视乞力马扎罗山为他们的圣山，每年都要在山脚下举行传统的祭祀活动，拜山神，求平安；希腊人认为奥林匹亚山是诸神居住的神山，所以为了祈求幸福他们每年都要在这里祭祀山神；日本人认为富士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象征，并以富士山的名字命名的东西无数；内地人尊崇五岳，视黄河、长江为母亲河，自称华夏儿女。中央政府对泰山的崇拜从尧舜开始延续到现在。据记载，历史上有七十二位帝王和君主祭拜过泰山。“煨桑”是藏族祭奠山神的仪式之一。在2012年考察泰山时，发现在泰山的祭祀中有一种叫“柴望封神”的仪式，它与藏族的“煨桑”仪式完全相似。《泰山大全》中说：“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于达之。”所谓柴，或曰燔、燎，通俗地讲就是燃柴放火于岳坛。放火燎祭于天，火与烟相伴而生，青烟直上云霄，在高山顶上放火，天神更易于接到信息。千百年来乃至当今，祭神都需点燃蜡烛，可以讲这是远古柴祭的遗俗。

　　费尔巴哈曾说过：“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恩格斯指出：“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物，都被搬进它的宗教里。”

　　藏族以苯教的理念，把大小山脉命名为神、赞、土地神、地方神等，在山上垒拉泽，拉经幡；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藏族将佛教融入自己的理念，把很多苯教的神山圣湖又更名换姓为佛教的护法神。这样，就在一座山上同时会出现三种文化。比如，卡瓦格博它的总称为念赞卡瓦格博，是苯教的称呼，其中有民间的母亲山、儿子山、将军山，同时还有佛教的十六罗汉、五佛。①又如，阿尼玛卿神山既是主管安多地区的神山，又是证得十地菩萨②的佛教山，对它可以煨桑祭祀，也可以磕头朝拜，它便是西藏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的护法神。因此可以说，在藏区三种文化都存在，各有各的用处，这就是佛教藏族化的典型。

　　藏传佛教秉承大乘佛教的思想精神，既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观念，又有道德实践。但一直以来，我们缺乏对这方面的总结和相应的梳理，也未能彰显其曾经发挥的有益的功效。藏传佛教不杀生伦理的传播与实践，对高原野生动物所起的保护作用和对高原环境的维护作用的确是不可估量的。过去许多藏族地区是禁猎的，尤其是圣山圣湖和佛教寺院所在的地区。大部分藏族牧区有不吃鱼的习俗，除了原有的本土宗教的原因外，也缘于佛教大师的劝化，以及许多湖泊被奉为圣湖的缘故。佛教反对杀生，是基于佛教慈悲的伦理观念，这一观念在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时代，进一步了解佛教不杀生思想的深刻内涵，对整个世界是很有益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KK体育。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环境科学系段昌群、王焕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董继美教授的审阅指正，特此致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周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_____绿色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全体人民的清醒认识与自觉参与。这又依托于全体国民的生态意识培养。生态德育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客观需求的重要举措，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从而成为新世纪德育的创新主题。国内学术界关于生态德育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涉及生态道德教育的文章是杨学良发表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应该重视生态道德教育》。作者在文中指出，生态道德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至关重大，只重视社会道德而忽视生态道德是一种偏狭的伦理观念和短视的教育观点。[3]之后著名学者鲁洁在其《试述德育的自然性功能》一文中指出，鉴于生态伦理学主张从生态科学以及道德意识领域来寻找限制和禁止人类某些行为的根据，从而提出“自然道德”、“生态良心”等概念，并认为人类的“善”的概念应当扩展，如果从一种伦理理论不包括人与自然的规范就不算是完善的伦理的观点出发，学校德育面临着道德、伦理学领域发生的新变化，从而必须重视学校德育所具有的自然性功能的发挥，来培养和塑造具有完善伦理的下一代。[4]文中所指的学校德育的自然性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指的就是要进行生态德育。1998年、1999年刘惊铎，王磊两人分别在《教育评论》第五期和《河东学刊（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五期上发表了《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与《生态教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两篇文章。文章中首次提出生态德育的概念，并对于什么是生态德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指出，所谓生态德育，不是生态伦理学，也不是生态道德，而是一种生态教育活动，一种新德育观。它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道德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这个界定比较全面地对生态德育进行了概括，它将生态伦理学与生态德育区分开来，从而也将生态德育与生态道德区分开来，明确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到德育的视阈中来，指出了生态德育的理论基础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伦理学观点；生态德育的目标则是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德育视阈下的生态道德教育即生态德育，拓展了德育的范畴。可以说，以往的传统德育都属于“人际德育”。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曾经这样说道：“在缺乏觉悟的情况下，义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5]（P199）“土地伦理观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重后果的障碍，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教育和经济体系是背离，而不是朝向土地意识的。”[5]（P212）正如利奥波德所认为的“土地伦理的进化是一个意识的，同时也是一个感情发展的过程”一样，生态德育的目标就是要实现道德情感从人际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关系中。传统人际德育是从把自然界作为征服对象观点出发，仅仅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及一切行为方式纳入人际道德规范的制约中，要求人们体现出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则单方面地为人类的思想行为辩护。而生态德育则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道德规范约束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在建设自己家园的时候，不能仅仅把科技、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标杆，更要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道德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在“横向比较、纵向扬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德育观和新的德育范型。它以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教育和引导人们学会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享用自然、享用生活”[6]。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1.生态德育促进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在党的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其中特别强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原因就在于，生态文明观念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范畴，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支撑，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体现了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更加清醒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生态忧患意识、生态科学意识、生态法律意识、生态道德意识等。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说明加强生态德育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80年代，尽管加强了环境保护的科技投入和环境立法，暂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得发达国家的环境状况普遍得到好转。然而，到80年代末，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问题虽基本得到解决，但全球环境问题却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恶化。这说明：“割疮疗毒的办法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却并不能使之全面好转，环境问题必然潜伏着更深层次的内因，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科技不完善的问题；面对它，任何人想独善其身是徒劳的。这个内因就是人的生存价值观问题，透视环境问题须有人文视角。”[7]这里所指的更深层次的内因，是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即思想意识层面的培养问题。《21世纪议程》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教育对于改变人们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培养环境意识和道德意识，对于培养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与决策的价值观与态度、技术和行为也是不可少的。”[8]（P92）通过生态德育，培养人们新的环境价值观和对待环境的态度，促进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力和生态文明观念的养成，弥补以往人们往往注重环境保护的硬件投入而忽视生态德育的软件投入的缺陷，并且纠正以往只注重工程建设的推进而忽视生态价值观念和态度的正确引导、忽视培养和发展保护环境的伦理精神的误区，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2.生态德育促进社会公德意识养成，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公德意识的强弱，直接决定着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以及国民素养的提高。社会公德意识意味着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养成，它是调整公共生活关系，维护公共生活安全的基石。社会公德意识“能够改善人际关系，和谐社会气氛，弘扬社会正气，为人们提供健康、文明、礼貌、有序的社会生活，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完善人们的生活氛围”[9]。现代社会离不开社会公德意识的养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行必须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公德意识。然而，我国自传统社会以来，一直就以重私德而轻公德为显著特征，社会关系中更加强调私人的道德而非公德，因而人们的公德意识淡薄。公德的约束力相比较于私德也显得十分微弱，“就像格兰亨姆的公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10]（P25）。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部宪法中几乎都不例外将社会公德内容包含在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国民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已经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生态意识薄弱实际上就是公德意识薄弱的体现，从大至生态环境污染事件的频频发生，小至人们乱扔垃圾，破坏公物行为，都表明国民公德意识的缺失。生态德育是基于人际道德规范之上要求人们形成人与自然道德规范的一种实践活动，它要求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观，实际上恰恰是促进了社会公德意识的养成与提升，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良好的德性基础，从而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贯彻实施。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线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对比

　　3．1相同点。生态哲学观反映个体对环境污染、资源过渡开发、全球变暖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伦理框架。与此同时，生态话语分析也关注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意识形态最早出现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所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旨在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哲学基础。生态语言学继承意识形态最朴素的定义，即认为它是有关世界现实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强调，它是“为社会中的某一特定群体所集体持有”（Stibbe2015：23）。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同属哲学中的意识范畴，能动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它们的相同点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是阶级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均受社会阶级的影响，因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不同。二者均反映某一特定阶级的观念和价值选择。大众对于生态的认识和了解总是源于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宣传和引导，进而形成长久无意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也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最主要方式。相较之下，对生态价值观的选择只是少数群体尤其是生态语言学者的自发行为。他们往往熟知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且对已出现或是将要出现的生态危机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旦这些少数群体掌握政治权利或是话语权力等，他们所选的生态哲学观就会被广泛传播为大众关于生态的认知，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其次是观念性。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都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观念，是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属于意识层面，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形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相反，消极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同理，尊重自然、符合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生态哲学观会引导人们进行绿色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实践活动；而忽视自然、违背生态系统发展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引导人们做出破坏自然、打破生态平衡等一系列消极的生态选择。同时，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不断发展变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更为广阔的路径和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其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自主性，也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最后是现实性。意识形态和生态哲学观都依托于社会现实，是对现实的建构。Halliday（2003）指出，社会现实是有关人类活动的经验，而经验在本质上反映人类意识与物质的交互作用。意识形态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对人类集体经验的加工。生态哲学观是对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体的关系，以及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建构，表征个体对生态关系的认知。生态话语分析者力图通过研究生态话语来揭示为大众广为接受和默认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通过与自身生态哲学观的对比来判断该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否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3．2异同点。尽管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均属意识范畴，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同时也体现相应的阶级意志，但二者在研究视角、在对社会语境和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均表现出较大差异。3．2.1视角不同。意识形态隐性地存在于语篇之中。大众不会对影响自己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选择，正如Fowler（1991）指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关系的表达，一般不会被发觉，因为人们将其视作正常的，理所应当的存在。关于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也是隐性的，是生态话语分析者基于语言学理论，具体分析文本之后将其显化，以便为决策者和大众提供价值参考。与意识形态不同，生态哲学观是显性的，是生态语言学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在具体的选择过程中，他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思维模式。因为没有一种“客观的算法”（Stibbe2015：24）可以决定语篇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生态批评话语分析者只能将其与自身所持的生态哲学观进行对比，才能判断语篇的生态属性。3．2.2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虽是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但对社会语境的依赖程度却并不相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集体意识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给予个人的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不自觉的行为。因为它在整个人类意识中居于主导地位（Durkheim1933）。而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依赖集体意识，是个人自主选择的，可被反省的个体意识。其目的一方面是用于分析话语的生态属性，另一方面就是影响人类改变现有的不良生态习惯，做出有利于生态系统发展的行为选择。二是对社会情境的依赖程度。意识形态根据其具体发生的社会情境可以做抽象与具体之分。抽象的意识形态是统称，统一指有关世界的集体意识。具体到某个社会情境时，则可以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和教育意识形态等（Kress，Hodge1979）。生态哲学观没有抽象与具体之分，因为它只能是具体的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态度、观念和价值选择。当某一种生态哲学观为大众广泛接受，并已上升为一种集体意识时，就成为意识形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即生态意识形态。但目前根植于大众思维里的生态意识形态与生态话语分析者倡导的生态哲学观仍有偏差，这便要求生态语言学家在唤醒大众的生态意识、引导大众进行环保实践等方面做出努力。3．2.3与语言本体的关系不同。意识形态与生态哲学观的另一异同点表现在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尽管二者在形成、传播和起作用的方式上都离不开对意义符号的选择和使用，但前者对语言本体的依赖远高于后者。任何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都离不开对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意识关系的讨论，而客观的物质世界与存在于人脑的意义都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然而，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分属不同领域，二者无明显关联。世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并不受语言符号的影响。在Chomsky（2004）看来，意识形态的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瓜葛。语言只是符号的集合，就其创造力而言，并不足以支撑或维持意识形态的运行。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部分相关。语言可以用来表征意识形态，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先天具备意识形态特征，某些语言符号的使用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Lakoff（1987）指出思维系统可以独立存在于词汇和句法表达外。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组成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实践”（Fairclough1992：64），并不是普遍存在于语篇之中，而是当语篇中建构出不平等的阶级地位时才显现。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表征离不开语言，而语言的使用也总是体现相应的意识形态。Hasan（2009）指出，意识形态的建构源于意义，而意义表达的主要手段是语言。由此，语言为意识形态的构成和传播提供各种资源。Halliday（2003）进一步论证语言的层级结构，两种不同的体现维度，以及三大元功能使其具备表征意识形态的能力。生态话语分析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集体意识，首先存在于人脑之中，是一种认知行为。其次，意识形态须借助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发挥作用，并不能独立存在。作为生态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Stibbe（2015）对媒体报道中有关生态的概念隐喻及认知框架做出阐释，同时也对建构意识形态的语篇使用策略做出剖析，进而为分析生态语篇中的意识形态特征提供可借鉴的研究思路。相较于意识形态，生态哲学观与语言的关系则显得疏离，其形成主要源于对生态系统运作规律的了解以及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生态哲学观强调的不是对语言词汇语法系统的有意选择，而是判断话语及行为实践的伦理框架。典型的生态哲学观有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观及深度生态观。可持续发展倡导对资源的使用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不能影响后代人的合理需求。社会生态观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深度生态观鼓励人们通过了解其他物种的深层价值来保护生态系统。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以看出，对生态哲学观的探讨始终在实践层面进行。通过反映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生态哲学观旨在说服大众做出有益于生态环境的行为选择。

　　生态德育是近年来德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人们关于“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解释，尽管表述各异，但并无实质性差别。著名学者刘惊铎等认为，生态德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生态观出发，开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养成关心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它要在受教育者思想上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调控人对自然的盲目行为。”许多研究者指出，生态德育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动”，或“一种新型的德育活动”，是“一种新德育观”，或“将一种新的德育观渗透在德育活动中”。生态德育是传统德育在内容上的拓宽，在领域上的延伸，显然属于德育的本体论层次。

　　目前学术界关于德育生态的研究还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我们认为，所谓德育生态，是指德育工作者从改进德育工作方式，增强德育效果出发，借助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遵循道德品质养成规律，消除德育工作中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创造一个和谐、快乐、自然的德育生态环境，维持德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自然生成。德育生态概念的提出是对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生态失调失衡的反思的结果，是德育方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属于德育方法论层次。德育生态强调，德育工作一定要有生态观、系统观，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遵循学生道德生成的规律，协调好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社校关系，一切为学生的道德成长服务。德育生态重视的是德育的方法，关注的是德育的效果。

　　生态德育作为传统人际德育和社会德育的拓展和扩充，其主要内涵包括生态善恶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正义观、生态义务观四个方面。生态善恶观就是以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环境为善；反之，就是恶。生态平等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应该尊重一切生命，即尊重从动物到植物、从有感觉的生命到无感觉的生命。人类必须自觉约束自己干预自然的能力，不能只顾自己不断膨胀的物质需要，而不顾其他生命的生存需要，应该允许各个物种的生存与进化，以保证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生态正义是指个人与社会集团的行为原则符合生态平衡的原则，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生态义务观要求，人是大自然的一员，也应该履行爱护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义务。人们在占有和享用大自然的同时，还应当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既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有学者提出，德育生态应以提升学生精神生命质量为其时代使命，以学生个体与所在集体的共生为其作用机制，以策略、措施、技术三个层次的工作方法为其整体构建思路。也有学者认为，德育生态主要包括德育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心理生态等方面。他们为德育工作的生态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有价值的探索，对于我们更新德育观念，改进德育方式，提高德育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德育生态的主要内涵是：德育是一个具有生态性功能的教育系统，德育生态即德育的生态环境必须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自然生成和自动提升。德育生态环境的建构、德育生态功能的发挥，都要遵从和符合学生道德品质生成的规律，反映和满足学生道德生长的内在心理需要。德育生态环境主要由学校、家庭、社会和网络四大环境构成。就学校德育而言，学校的自然人文环境是德育生态的内环境，家庭、社会、网络环境是其外环境。学生的道德品质是在各种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下生成的，要求以学校德育为核心和主轴，家庭德育、社会德育、网络德育积极配合，形成德育的合力，共同营造学生道德发展的生态环境。

　　生态德育是传统德育在内容上的拓展和延伸，也是改善人类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生态德育的实质就是要求人们以道德理念去自觉维系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和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谋求人类自身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人类发展权利与自然生存权利的统一，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德育生态是对传统德育非生态或反生态或生态失调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其实质是借鉴自然生态现象，运用生态学、教育生态学原理，构建德育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树立和强化德育的生态观、系统观，给当前的德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德育生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都应该是一种和谐的、人道的、遵从自然规律的生态型的德育方式、德育理念。它突出强调学生只有在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活动、快乐成长中才能自觉接受道德信条、道德原则、道德思想，自然生成和主动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实现德育的最终目的，达到德育的最高境界。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关系。人与自然万物拥有平等的权利，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形式的权利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人类对自然负有尊重和保护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的道德要求。即生态德育是以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为理论依据的。生态学揭示出种群之间存在着“互惠共生”的关系，“一些有关的生物相互协助而彼此都能获得某种利益”，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同样以这种关系生存和发展。生态德育不仅关注人际关系，而且追问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性。美国学者从强调环境伦理的整体观出发，主张扩大道德的范围。索罗、穆尔等认为大自然及其所有存在物都有价值，因而“大自然拥有权利”，人类必须尊重它。摩尔指出，大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不仅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且拥有所有的权利”。

　　人的道德的生成与提升正如人的身体成长一样，如自然生物生长一样，也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的过程，也需要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德育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内，有“阳光”、“空气”、“土壤”、“养料”、“水份”……，有“花草树木”，有“虫鱼鸟兽”……，有时“风调雨顺”，有时“旱涝成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出不了好钢。一切违反人的道德生成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有害无益。自然万物的生长有其生态环境，人类个体道德的生成也有其生态环境。学校德育必须符合道德生成的规律，构建道德生成的生态环境，促进学生道德的生成和提升。由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