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体育名词专栏（24） 乡村文化传播

发布时间：2023-07-28  人浏览

　　KK体育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正如学者所言，“农村在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却常被忽视的地域”，中国农村向何处去，是一个亟待求解的时代命题。近年来，从“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民的“精神家园”到“美丽乡村”，中央非常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在文化层面把农村建设成为人们向往的乡村，正在成为中央层面的国家发展战略。乡村文化特别是其与传播相关话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乡村文化传播”这一名词术语成为题中之意。

　　厘清这一术语，先要辨析乡村、村庄与农村词义的区别。在词典中，三者是可以用来相互解释的近义词。但是为什么只有乡村传播（或乡村文化传播），而很少有人提“农村传播”，更鲜有人言及“村庄传播”？一般来说，村庄是一个纯粹的物理性居住空间，是指城市以外的人口聚居之地。而“农”这个字，古有士农工商，现有农民阶级、农村户口，当代中国的“农村”更多了一层政治意味。“近乡情更怯，“乡”有家乡、乡愁之意，因而多了一分文化与情感的因素。尤其是面对自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际关系日渐冷漠的当代都市，从乡村走出的人常常对乡村寄予一种美好的愿望，那里有青山绿水的人居环境、安静闲适的生活节奏、淳朴厚道的熟人社会。因此，这三个概念虽然总体重合，但各自的特点、所强调的面向和所适用的语境也是十分清晰的。

　　由此探讨乡村文化传播的名词概念，具有两个维度的意义。实践层面，是乡村文化的传播活动；理论层面，是传播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乡村传播的一个分支。

　　首先，乡村文化的传播包括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这些传统文化在具体形态上有乡村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皮影木偶、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它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形态之中，为村民所喜闻乐见，是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播活动对村民的影响或意义已经超越具体活动本身，成为乡村文化共同体、集体记忆和权力变迁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建构着村民的情感结构、价值观念和世道人心。

　　比如仲富兰从传播规律的角度研究民俗，认为民俗传播具有普同性和集体性。更多的学者聚焦具体的传统传播形态，如吴飞专门研究火塘传播，认为火塘、教堂和电视三者勾连在一起，建构起乡村社区的传播网络，藉此带来社会权力的变化。薛亚利研究了村庄里闲话的意义、功能和权力，认为闲话维系了村庄道德共同体。陈新民、王旭升对西北地区的“饭市”现象进行了传播学研究，认为“饭市”的衰落可能带来村庄社会集体记忆的断裂。

　　其次，乡村文化的传播包括与群众文化活动相关的传播。“群众文化活动”是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概念，主要见于1949年以来的农村文化实践中。近年来，农村广场舞、农民工（新工人）春晚、艺术节等由农民（农民工）主导的“群众文化活动”再次兴起。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面对现代社会，显出无力感的农民开始重新思考集体主义的可能性；二是广场舞成为农村老龄化与留守化社会的一种治疗孤独的方式。黄勇军、米莉等认为广场舞是大妈们通过喧嚣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的手段，但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现代意识和组织，在遭受攻讦的时候便陷入集体静默。卜卫研究了新工人文化艺术节、草台班戏剧，认为其文化活动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与世界工厂的实践，将城市与乡村连接起来，讨论了新工人的主体性问题。

　　最后，乡村文化的传播包括与大众媒介文化相关的传播。乡村流行的文化活动常常与现代媒介相关，这里的现代媒介又多指1980年代以来进入农村的媒介形态，主要是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它们对村民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文化习惯产生重要影响。如柯克·约翰逊（Kirk Johnson）所说，某种程度上是对乡村生活社会面貌的重构。

　　如何重构？尤游以湖南S村为个案，研究了大众传媒在农村社区的角色变迁，提出现代大众传媒与本土化社会的交接困境。事实上，对该“困境”的讨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一类研究如戴俊潭认为电视媒体有责任和义务对农民进行现代化的宣传与教育，促成其意识的现代化，建构了独特的电视文化生态。费中正认为在苗民城市流动、苗寨旅游业发展与手机使用的共同影响下，演绎和推动了苗寨的现代化与苗民的现代性。第二类研究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如郭建斌认为电视建构了一种新型的“中心与边缘”“自我、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李春霞认为电视的“媒介世界”对乡村不是单纯的冲击，更是一种对话、互动的文化和社会的关系。

　　第一，过于强调大众媒介，尤其是现代传播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普及电视、实现电信村村通、送文化下乡”就可以解决乡村文化的种种问题，就可以把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以进取为特性的现代主体性”。实际上，现代传播技术对农村文化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例如出现了农村青年利用互联网相约自杀，农村中老年男性将智能手机作为看的播放器，乡镇网吧提供定期更新下载业务。这些负面效应不可忽视。

　　第二，过于强调传统文化传播的经济效益，将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看作传统文化符号的商业化再生产，比如以“历史名片”和“文化品牌”等方式将传统的戏曲、民俗、舞蹈等用于旅游开发、艺术品收藏和房地产包装等。制造出文化“原生态”传播的神话，因为“原真性”与全球化、都市化、现代化形成的强烈的“文化反差”，这种“巨大差异性的文化元素”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的传播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形态的本真样貌。

　　理论研究来自实践并指导实践。上述两种不良倾向与乡村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

　　乡村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的诞生与1980年代前后美国传播学进入中国几乎同步，以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施拉姆等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成为1980年代中国传播学的主流叙事。乡村的发展问题是该叙事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即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主张利用现代的传播技术、媒介和传播规律，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与进步。比如在“创新扩散”等理论框架中，乡村和农民均是缺乏主体性的文化传播的被动接受者。这与1980年代中国抛弃乡村文化、迫切追逐现代化的主流思潮形成某种共鸣。

　　于是，乡村文化传播研究在诞生之初便与发展传播学有着难分难解的关联。以至于谢咏才和李红艳直接宣布乡村传播学可以作为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乡村传播研究所是乡村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成果有《中国乡村传播学》（2005年）、《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2007年）、《乡村传播学》（2010年）等。《中国乡村传播学》对乡村传播学作为学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论证，《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对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的事件、观点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陈述，《乡村传播学》一书对乡村传播视为一个学科，并从内涵与外延的角度进行了建构。但这一系列的书均在发展传播学的框架下进行，并无范式突破。可见，发展传播学是乡村文化传播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

　　“乡村文化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是社会人类学。沿着这一路径，中国乡村常常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他者”，研究者们不是将乡村文化传播当作“自己看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反过来看距离自己很近的世界。反观当下，按照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逻辑，将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活动当作东方的、神秘的、古老的他者文化展演来进行消费，这与人类学中常见的“他者”视角具有某种关联。

　　乡村文化传播概念与理论在实践中遭遇到日益复杂并呈现出种种危机的乡村文化传播现象的挑战，其传统的发展传播学和人类学两种理论资源都亟待更新，否则将无法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和指导实践。

　　首先，发展传播学转向人本、行动与赋权。颇具代表性的是，李红艳2008年发表论文，修正了她在《中国乡村传播学》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发展传播学与乡村文化传播不仅理论基础不同，前者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后者是“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而且研究视角也不同，前者希望借助大众传播及其他传播模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而后者是“力图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沟壑”，实现城乡之间理想的沟通状态。

　　事实上自197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便开始进行内部反思，不再认为只要拥有现代媒介技术就能促进人的现代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年至1982年的中期规划中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1980年代以来，“参与式发展概念”成为基本战略，村民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地整合外来媒介与本地媒介等多种资源，用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目的。在这种反思的背景下，乡村文化传播概念的内涵也从关注媒介技术转变为关注媒介的赋权功能与行动传播研究。比如卜卫反思我们不应仅仅是用中国的数据去填充西方发展传播学的框架，认为西方的传播技术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因为传播技术没有关注到人、社会公正、经济公正、环境公正。她提出乡村文化传播的媒介赋权和行动研究。

　　其次，文化人类学逐渐告别对他者文化的迷恋，研究者依旧奔赴巴厘岛、摩洛哥、夏威夷岛、亚马逊河丛林等地，研究原始部落的生产生活方式，但研究目的逐渐从证明西方现代化的优越性转向为现代化提供一种另类的可能。尤其是19世纪以来，看到盲目追求发展可能带来种种社会问题，如犯罪、吸毒、疾病、贫困KK体育、饥饿、污染、死亡……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将研究集中到批判与反思现代化及线性发展路径上来。

　　沿着这一脉络，学者们深入实践，进行艰苦的民族志调研，“深描”乡村文化传播的种种现象。他们强调从乡村本地人的视角进行意义解读，通过言语、行为，甚至是“挤眼”这样一个小动作，都可以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人类学者所做是“观察、记录、分析”，把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和事件”从“时间中解救出来”。他们还强调乡村文化传播概念的意义，该意义是超越功能主义和传播效果研究的。研究者认为如果仅仅将意义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的东西”，则“易于使文化丧失想象力”。人类学者试图从乡村文化传播实践中得到概念更新的启发，从而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球遍地开花的时代”以“迎头痛击”。这就是告诉现代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播不止有城市和西方中心主义这一种模式。上文提到的吴飞、郭建斌、尤游等学者的研究均属人类学路径。

　　最后，“乡村文化传播”概念的发展渗透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播政治经济学向来关注全球传播领域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资本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影响等宏大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到乡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学科开创者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学生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以印度小乡村拉马纳加拉姆（Ramanagara）为例，分析商业电视的引入以及制度变迁对农村生活及其文化的影响，重点讨论了农民关注的“生存”与“平等”的命题。

　　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看到文化资本进入中国乡村并主导农民的文化传播与生活实践，以及农村出现了种种文化危机，他们开始转向乡村，将乡村文化传播置于资本化的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他们认为诸多力量如乡村的文化传统、政治变迁、制度安排和市场经济等作用于乡村文化传播，而不仅仅是大众媒介的影响。要对乡村进行“去媒体中心化”和整体性的理解，实现文化与传播的自觉，进而绘制一幅农村文化传播的整体图景。

　　目前，这一研究路径刚刚起步，较有影响的是两篇访谈。在访谈中，赵月枝追问发展是谁的发展，自由是谁的自由。她认为农民不是文化商人的工具，农民的文化不是资本的点缀，乡愁也不是文化产业增值的手段。乡村文化传播更不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源。她提出从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提炼农民文化主体性的概念。对此，吕新雨在另一篇访谈中认为乡村文化传播对农民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应回到日常生产生活的维度，并且农民获得主体性的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农民相结合的产物。这些问题讨论了乡村文化传播可以为超越资本主义的霸权文化逻辑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19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剧变”。主要表现为农村空心村蔓延、传统文化式微、农村生态环境危机等。与此同时，城中村成为农民工新的聚居空间，它是否属于“乡村”？农民的身份也变得模糊，在村为农民、出村为工人，那么农民工是否应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主体？尤其是二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社保等权利；家在农村，可是他们的一辈子却没有回过几次家，家成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独特存在。对于这个群体，什么是“家”？“乡”在哪里？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与文化认同是什么？

　　在上述新的情境下，对于乡村文化传播的名词概念界定应当将城中村、农民工（新工人）等现象纳入考量范围。唯有在社会、历史的冲突和变迁之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比较之中，才可能诞生出既能解释复杂社会现实，又能推进理论本身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乡村文化传播”必须是一个动态化的名词术语或概念。

　　在动态的过程中，尤其是2010年以来，围绕乡村文化传播概念达成了两个基本共识。第一，理论研究应具有人的主体性视角，无论是发展传播学、文化人类学，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都强调文化主体——人——的重要性。无论社会、历史如何变迁，也无论政治、经济关系如何复杂，无论是村民、农民还是农民工，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人依然是乡村文化的载体和传播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传播。在社会变迁的语境下，尤其需要主体性的视角。

　　第二，在媒介融合的时代，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也呈现出融合态势，传统文化观念离不开群众文化活动的承载和现代媒体的介入，现代媒体在乡村落地生根则离不开乡土社会结构与熟人文化圈。唯有三者整合，缺一不可，才能在“充满风险与失去控制的陌生”社会空间里，寻找到一种历史的、集体的、多元的文化传播的土壤，与农村社会结构有机关联，与“资本、制度协商和抗争”。

　　综上所述KK体育，乡村文化传播是一个双重且动态的名词概念，它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一方面是指乡村文化——传统文化、群众文化和大众媒介文化——的传播实践，同时又是乡村传播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