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理念通KK体育用六篇

发布时间：2023-07-14  人浏览

　　KK体育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学术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生态危机并把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前提。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现实前提，但决不可忽视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的重要性。理念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理念实际就是一定世界观的观念。理念来源于实践，但理念作为实践的目的、意图或理想，却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的实践方式。究竟何种世界观的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人”的理念；也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理念是生态生存理念。只有树立生态生存理念，转变当代社会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才能建设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

　　生态学（ecology）的“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house）或我们的环境，生态的基本含义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在我国古代，生态还有美好、和谐、健康之意。如《东周列国志》第十七回：“（息妫）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目中未见其二”。生态实际是指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和谐相处、相互依存、互相依赖的生存状态。人是生物中的高级动物，生态生存就是人的根本存在状态。

　　在我国学术界，通常把人的存在状态仅仅理解为社会存在。这是值得商榷的。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存在状态可以根据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视角来区分。根据共时性可以区分为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三种状态。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01这能否说马克思并不承认人的自然存在与精神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误读。事实上，所谓一切社会关系，概括起来，无非包括两种关系，即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物质关系是精神关系的基础，而物质关系又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前提。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61在这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指人的自然存在；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社会生活过程，这是指称人的社会存在；人的精神生活，即人的精神存在。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认为，人类不仅存在物理世界和一个意识状态的精神世界，还存在一个精神活动产物的客观精神世界。他说：“一开始就声明我是一个实在论者，有点象一个朴素的实在论者，我提出存在物理世界和一个意识形态世界，而且这两个世界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在我将要更充分地说明的意义上我相信存在一个第三世界”［2］。波普尔虽然是从共时性视角对客观知识世界的区分，但这种客观知识世界实际也是人的存在的世界状态。可见，这种从共时性的视角来区分，并非马克思独到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实质，是历史性的理解。马克思在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以后，对人的存在状态第一次进行历史性的规定。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生存必然要经历三种状态：一是最初由原始社会“自然发生的”生态生存状态；二是人受人与物的支配非生态生存状态；三是扬弃了人对人、物对人的支配的生态存在状态。包括资本主义在内以前的阶级社会，无论是人对人的依赖或人对物的依赖，都是一种被异化的非生态存在状态。只有在未来，人从自然的统治、人对人的统治、物对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物和谐相处，人类才进入了一种真正的生态生存状态。可见，马克思对人类的生态生存状态规定具有更广的意义，它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人与物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但他的核心思想是，人的存在不能仅仅就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的根本存在状态是一种生态生存状态。为了人的社会需要，而不惜以牺牲自然环境、物与他人（包括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为代价，那就必然出现非生态生存状态。如果说，自然发生的原始社会是对人类生态生存状态的肯定，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对人类生态生存状态的否定，只有未来社会才是人类生态生存状态的否定之否定。因此，生态生存既是人的生存状态发展的起点，也是人的生存状态发展的理想目标。

　　生态生存是人的根本存在状态，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解体以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与继承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说：“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1］341-342黑格尔把人变成绝对精神，这是唯心的。在黑格尔体系解体以后，青年黑格尔派各执一个片面，要么从自我意识出发，如鲍威尔、施蒂纳；要么从实体出发，如施特劳斯，这也是错误的。“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1］342。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相对神化的宗教人而言的，把人从天上降到了地上，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可以感觉、经验的自然人。但是，人的存在不只是自然人，人的存在离不开社会关系。这就是说，现实的人既不是脱离自然的“理性人”，也不是脱离理性精神的所谓 “自然人”。现实的人，是以自然人的生存状态为基础的存在与思维、物质关系与精神关系的和谐统一。既然自然人是现实的人的基础，那就是说，人的根本生存状态是自然的生态生存状态。

　　这一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们认为，那种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是一个着迷于生产和生产率的持续扩张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毫无根据的。如奥康纳所说：“马克思在关于社会的观点中包含有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不再建立在资本积累逻辑的基础上，而是一方面以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以我们今天所谓的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的思想。”［4］3-4奥康纳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的观点的理解有其合理性。社会的物质基础首先是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存在的根本状态就是“人类不再异化于自然界”的生态生存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不能遵循非理性的资本积累逻辑，而要以“生态学的理性生产为直接基础”。青年卢卡奇认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劳动的第一对象就是自然，如果取消了自然概念，也就等于取消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正如后来卢卡奇在纠正这一观点时说，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那就等于“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5］。同样，如果取消人的自然生态生存状态，用人的社会存在来替代人的自然生态生存状态，那显然将重蹈青年卢卡奇的覆辙。

　　第一，生态存在的理念。人们的生存方式是由人的存在理念支配的行为实践方式。生态存在是一切生物相互依赖的存在状态。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现古学证明，人和社会都是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自然存在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以自然作为参照物，人的存在是社会存在，这不仅不是否定人的自然存在的根据，恰好相反，它只能说明，人的自然存在是人的社会存在无法回避的前提。人与自然是种与属的关系，人的社会存在只是作为属的自然上位概念的一个下位概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没有自然，人的社会存在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在《反杜林论》，针对杜林“世界统一于存在”的错误，恩格斯特别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6］47。自然是物质的生态系统，它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人类社会由于历史的发展，就现象而言是一个独立于自然的系统。但不要忘记，社会“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194。因此，人的社会存在的根本前提是人的生态存在，而不是唯意志主义的精神意志的存在，甚至是上帝的存在。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界的中心，即人在世界中的作用来否定人的自然存在，也是错误的。

　　第二，生态生活的理念。人们要生存，首先要生活，要吃、喝、穿、住。作为吃、喝、穿、住的物质生活，是维持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这里的“现实生活”，不是说社会生活可以决定自然生活，相反，人的自然生活始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而人的自然生活就是一种生态生活。因为人的所有食物不仅都来自于自然，而且人类处在生态食物链环环相扣的顶端。一种资源的枯竭与植物、动物的灭亡，就斩断了食物链的一个环节。处于生态食物链顶端的人类生活，就可能因为一个环节的中断而不能生存，比如水。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还有呼吸。没有自然提供的氧和空气，没有自然吸收和消化由呼吸排出的废气所形成生态循环，人类哪怕一刻也难以生存和存活。所以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这就是说，人的生活就是一种生态生活。树立生态生活的理念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理念。

　　第三，生态生产的理念。人与动物不同，动物是消极地适应自然，人是积极地适应自然。正如马克思说的，“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19这就是说，人类生存的主要特点就是有目的的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这种目的性的生产活动，既是人类之所以维持自己生存的优势，但也是带来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只有为自己需要之用而生产，才是正当的、合理的，而那些为了牟利而进行的生产，是不正当和不合理的。但现代社会的生产，恰好是古代的反面。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和不顾生态维度局限性的资本积累。奥康纳认为，“用加里斯尼德（GarySnyder）的话来说，资本把它的经济支撑体系拓展到如此广泛的地步，以至于它足以毁坏整个生态系统，可它至今仍在不断地拓展。”［4］290无疑，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的，即不惜牺牲自然、资源、环境、甚至人的代价的生产，是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的目的逻辑作了深刻批判，认为，因为人类的生产的目的性，人类的生产才不应该是这种动物式的生产。“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决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7］。人类的生产不是对自然的肆意掠夺、蹂躏和践踏。生产是人与自然在一个生态平衡系统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生产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生产。生产的目的必须以服从这一自然规律为前 提。如果破坏和违背了这一规律，就必然要受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如恩格斯所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6］560

　　第四，生态消费的理念。消费不仅包括生活资料的消费，也包括生产资料的消费。前一种消费本质决定于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无节制的、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欲望的满足；后一种消费是获取生活资料支付的合理的生产资料资源代价，而不是不顾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对资源的破坏。可见，无论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还是生产资料的消费，都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命生存活动的一种消费。人的生命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种存在状态，以牺牲资源为高额代价的奢侈消费，不仅要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而且必然危害代内他人的生命健康或代际之间子孙后代的正常发育和生活等生命生存状态。生态消费的理念是人类维系自身存在和子孙后代延续的基本理念。令人惊异的是，在古代社会，人们以朴素的天真制造了自然的神话，而现代社会却完全将其颠倒过来，制造出了所谓“消费的神话”。鲍德里亚说：“正如中世纪社会通过上帝和魔鬼来建立平衡一样，我们的社会是通过消费及对其揭示来建立平衡的。”［8］不同的是，中世纪的魔鬼只是一些异端邪说和黑色戏法，而我们的社会却把“消费神话”当作一种所谓的社会时尚。这种与“黑色戏法”手法一致、仅只颜色不同的“白色戏法”，才是极其荒诞的，更可怕的。

　　树立生态生存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关键在于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存方式。这就规定了生态生存理念的实践逻辑的指向与目标。黑格尔认为，实践逻辑的展开，包括目的、手段和结果三个方面。当然，黑格尔的实践是一种精神实践。列宁对其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后认为，黑格尔把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纳入逻辑的范畴，“这里有非常深刻的、纯粹唯物主义的内容。”［9］这就是说，生态生存理念的实践逻辑，就是指以生态生存为目的，转变人们的生存方式，通过科学的经济手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

　　首先，必须以生态生存理念规范实践的目的。人们的生存方式是由人的存在理念支配的行为实践方式，人的生活就是一种生态生活，因此，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163美是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的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而感受到的自然（环境）与人、自然与社会、人与社会、人格身心之间的协调与和谐。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把这种理念看作是一种客观精神是错误的。其实，美的理念既来源于人类世世代代的生态生存实践，又是人们生态生存实践的根本理念。美的规律客观必然性说明，人类的实践目的必须以尊重与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为前提。但是，现代功利主义把肆掠、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感性的享受作为了生存的唯一目的。这种生存目的就象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飞去来器”，在击中目标的同时，又飞了回来击中自己。当代自毁家园的生态危机证明，现代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就是这种“飞去来器”。因此，人类要生存，就务必不能再使用这种“飞去来器”，就务必要以生态生存理念规范实践的目的。这就要求，一是加强美的哲学研究与教育。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问。以生态生存的观念来规范实践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还依赖于人们美的哲学观的建立。针对我国不重视美的哲学研究与教育的现状，必须把美的哲学研究与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逐步建构一门马克思主义美的哲学作为国民的基本素质教育。二是以科学发展观来规范实践的目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自然与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的协调与和谐，也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三是批判一切非生态生存的实践理念，以美的实践理念代替功利主义的利润最大化的理念，以美的生活观念代替动物式的感性享受的生活实践观念。

　　一是要改变对经济概念的误读，树立生态经济的理念。现代经济学，经济学的经济通常是指物资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工具手段。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经济（economics）在古希腊，本来就具有生态含义，eco就是生态之意，nomics在色诺芬的《经济学》中则是家庭经济的规则。生产是人与自然在一个生态平衡系统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生产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生产。经济手段的目的必须以服从这一自然规律为前提。

　　二是突出经济手段的目的价值，规范工具价值的合理性。生态生存理念是价值选择的前提。但是，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普遍现象，物化的普遍化就是工具理性的普遍化。经济的合理化成为了一个可计算的原则。正如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所言，“经济合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而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10］。我国的经济建设决不可重蹈资本主义经济的覆辙，必须坚持“又好又快”的原则。“好”就是将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性经济转型为一种低消耗、低投入的低碳经济，以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价值。

　　三是要批判所谓的消费经济神话，树立生态消费的理念。消费经济既然是神话，那它就是经济的一种自我异化。因为，经济在我国古代本为节俭、节约、节省之意，而消费经济神话却 用超前消费、奢侈消费、掠夺型等不计代价的消费来替换它。这是极其错误的。其实，无论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还是生产资料的消费，都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命生存活动的一种消费。这就是说，消费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没有消费就不能维持生命生态生存。但是，消费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人类生存的局限性。消费是一种代价。代价是指为实现某种目的所花费的成本与作出的牺牲。当一种事物的发展要以牺牲另一种事物为代价时，一方面说明这种事物本身是有限的，因而需要牺牲另一事物为代价来补充；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有限的，因而它的存在只是暂时的。当它用另一事物的代价来补充自身时，其自身也必将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所谓的生态消费的理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合理的正当的代价意识。换言之，如果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消费都是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的生态变换的低碳消费，这是合理的正当的。如果，消费的代价不是以维持人类的生态生存为目的，甚至破坏了这种自然（环境）与人的平衡，妨碍了人与社会的可持续性，就是不正当的、不合理的。

　　再次，必须以生态生存理念的实践结果作为检验实践行为的标准。生态生存理念的实践逻辑说明，生态实践的结果是检验实践行为的标准。既然生态生存理念的实践结果是检验实践行为的标准，这就要求对实践结果的检验必须坚持三个标准：第一，是否加强生态存在理念教育。公民是否确立了生态生存的本体意识，是否确立了生态生活、生态生产、生态消费观念，是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11］。第二，是否转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实践是否以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为前提。第三，是否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生产是否是一种低碳经济型的生态生产，消费是否是一种合理代价的可持续性的低碳型消费。坚持生态生存理念的实践结果作为检验实践行为的标准，是目的、手段与结果的统一，而不是“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的“GDP”崇拜。因此，必须批判功利主义不问目的是否合理、不计手段是否正当、效果好就一切都好的错误。

　　“五生”理念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面临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新的观念，其以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构建生态文明为终极目标。一般认为，生物是包含人在内的生命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命是生物在更高层次发展的结果。同时，生命又通过其支持生态系统的活动影响着生物的进化。生命系统因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人类通过这种特定的“生产”和“生活”又反过来不断提高生命的质量。在这一系统中，生物的诞生及其多样性的形成，构筑了人类生命的安全线，并提供了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类通过生产、生活适应和改造了自然，但这种改造或正或反，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并非和谐完满。“五生”之间的关系虽然不都是同一层面或垂直递进的关系，但却是经常互为因果、相互包容的，无法截然分开，它们都是在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循环支持下形成和产生的，最终归宿于整个生态系统。由是观之，“五生”理念包含了如下含义:(1)从认识论上看，人不是自然的主宰，生物圈中的一切生命皆平等，各有其价值，各自作为生物圈中的一部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保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物质循环;(2)从生物学意义上看，人是生物圈中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命虽然是生物圈的高级形式，但不能脱离生物圈独立存在;(3)从生态伦理意义上看，人并非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大自然中其他存在物也具有内在价值，人的利益亦非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其他生命的存在和生态系统的完整也是环境道德的相关因素。因此，“五生”理念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只能以维持生态平衡为前提，人类在对自然进行利用和开发的时候，不仅要承担起对自然万物的义务和责任，而且要从道义上去关心和考虑自然万物，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推而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从伦理道德上给自然万物以关怀。所有这些，是为“五生”理念题中之义。“五生”理念中的生物、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以生物为发展的基础，以生态为决定性根本。“五生”理念及其相互关系在现代文明中得以生动展现，可以给生态文明建设以借鉴。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其与“五生”理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从“五生”理念的视角看，生态文明建设在政治方面，表现为环境问题进入政治结构、法律体系，是社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在物质形态方面，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形式，改造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如循环经济、绿色产业;在精神文化方面，表现为创造生态文化形式，包括环境教育、环境科技、环境伦理，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在信息技术方面，表现为通过改变物质流和信息流，并使之融合，实现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从而加速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因此，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已经由一般意义对自然的保护，转移到了对生物、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全方位关注上，已经超越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生态环保运动也早已超越主义之争和国家界限，成为全人类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共同语言”。

　　人类文明的历史，既是一部人与人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如前所述，工业文明既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但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负面的效应。(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的活动已大大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产生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前景的全球问题:环境质量空前下降、能源枯竭、酸雨、森林破坏、水资源匮乏、海洋污染等;(2)在人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涉及人自身人格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等的伦理问题;(3)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人类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带来一系列明显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如生态破坏等会通过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的传递影响人类健康，而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则影响到了人们自身学习、创造等智力功能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容易使人产生脱离和逃避现实的趋向。因此，以“五生”理念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无论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是一种新的尝试，“五生”理念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反思传统发展观念带来生态危机的严重后果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当然，强调生态文明并不是宣传复古主义、自然主义或反对工业文明，而是追寻“五生”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共荣的发展。把“五生”协调发展作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追求和归宿，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时代意义。一言以蔽之，建设生态文明是“五生”理念的最高状态，也是最终状态。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活动环境。一般说来，生态是指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与环境、生命个体与相同和不同生命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简言之，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紧密相联的关系。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尔森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繁荣背后人与自然生态的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等理念提出了挑战，从而引起了一场对使用杀虫剂的争论。这场争论唤醒了欧美各国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警觉，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揭示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1972年，美国学者米都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列出导致“人类困境”的全球问题是: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同年，联合国发表《人类环境宣言》，阐明了人类对环境既有权利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全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维护地球环境而共同努力。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内罗毕宣言》，强调在科研和环境管理方面加强国际合作。5年后，联合国发表了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阐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隆重举行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18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17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21世纪议程》等文件。这次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盛会体现了世界各国携手保护“生命之船”———地球的共同愿望和决心。环境与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和各国政治承诺。倡导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化潮流。这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承诺，而且还使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理论变成了各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和行动计划。我国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4年，我国制定出台《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之后，在“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张。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2007年，党的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五大新的更高要求之一提出来，在我党的文件中是第一次，意义重大而深远。综上所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下共识:资源是有限的;增长不等于发展;自然环境的可再生能力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文明演进的前提;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从这个角度解读，“五生”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高度的契合与统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伦理价值观的革命，主张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8］。因此，树立基于“五生”理念的生态文明伦理价值观，就是树立“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物质基础，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要保护和优化资源环境”的观念，引导社会与企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在生产过程中做到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最少，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要按照“五生”理念，力行能源、资源节约。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在“生物、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中各个环节的能源与资源的节约，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大力推广应用各类清洁能源。运用信息时代最新的科学技术，重视研究开发碳汇技术、碳捕获和碳固化技术，采用有效措施促进单位生产总值CO2排放强度不断下降。全面推进土地节约，全面推进各领域的节约材料工作，全面推广可再生材料、新型材料。加强水土流失和环境治理，为落实“五生”理念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加快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大力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环境工程业和环境服务业。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及各个环节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积极发展绿色生产，保证食物链安全。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加强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依法加强有机农产品和绿色农产品标志管理，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从源头上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加快发展绿色工业产品，全力支持企业积极研究开发和生产环境标志产品、节能产品、节水产品，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和国际绿色认证，创建驰名商标、著名商标，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绿色品牌，不断提高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由于“五生”理念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许多是公共的服务和建设，迫切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提供保障，因此加快制度创新成为“五生”理念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1)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谁多得益”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加大力度，提高各地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考评奖惩机制，根据各地区单位年度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考评指数优劣状况，对其实施经济奖励或处罚，并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2)进一步加快完善市场化要素配置机制。改革完善土地、水、电交易的价格制度，加大试点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工作，积极探索碳排放权交易制度。(3)改革完善投融资体制和财税金融扶持政策。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原则，积极引导企业等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配套管网、垃圾处理设施、污泥处理项目等生态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KK体育。(4)强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相关法律体系，研究制定和修订完善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法律规章，加大执法工作和督查工作力度，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佛教作为异域宗教，从东汉时期传入，到最终在中国生根流播，实质上是完成了中国化的改造，使其所反映的生命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容的生命意识实现了契合，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佛教中包含有大量对自然生态的思想写照，涵盖了丰富的原始生态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联结的重要纽带和资源。

　　“众生平等”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佛教的生态伦理观。“缘起论”是佛教思想的哲学基础，根据缘起论观点，所有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因缘结合而成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产生和存在，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而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这就是佛教中的“诸法无我，自他不二”的观点。因此，人作为万物之一，每个人都与众生息息相关，正如一棵树是种子、土壤、水、阳光等“增上缘”的结果，人的生命同样也需要“增上缘”，如果没有万物的“增上缘”，人便不能存在，人本身就是自然发展的历史成就。依据这一思想，佛教将自然界中万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情众生”，即具有情感的生命，如人、动物；一类是“无情众生”，即不具有情感的东西，如植物土石、山河大地等。“众生”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历史的向前发展而不断扩展其外延，最后界定为宇宙万物。中国佛教中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祥宗都认为，宇宙万物都有佛性，这种“佛性”不仅包括有情的众生，也包括无情的众生。《大珠慧海禅师语录 卷下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记载：“讲华严志座主问：‘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花而显相。非彼黄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也。故经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还能应用’”，这段话表达的就是这一思想。

　　“平等”一词源于佛教，佛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具体来讲，“平等”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众生与佛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人与动物的平等、有情与无情的平等，概言之，即宇宙万物――佛、人、动物、植物、无机物之间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局部的平等，而是全面的平等，一切心法、一切色法、心法与色汉、因法与果法的平等。佛教认为，宇宙间的生命实质上是一个整体，众生具有存在的同一性、相通性、平等性，佛、菩萨观照众生与己身具有同一的本性，由此生出与众生的绝对平等心，生出为众生同乐拔苦的慈悲心。佛教的平等观是一种广义的、彻底的平等，使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平等存在，消除物我区别，扩展了人们对生命的理解范畴，正所谓“物不异我，我不异物，物我玄会，归乎无极”“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融合的生态伦理境界。

　　“轮回”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佛教认为一切生命，都在“六道”中“轮回”，“六道”即天道有情、人道有情和阿修罗道有情，为上三道；饿鬼道有情、畜生道有情和地狱道有情，为下三道。佛教主张六道轮回，即三世因果报应，对处于六道之中的生命在没有成佛之前，依据自身的行为业力获得来世相应的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具体来说，行善者可以从六道的序列中上升，作恶者就将下降。佛教虽然肯定人在六道中的特殊性，但并不认为众生之间在生存价值方面存在高下之分。人同其他生命一样共同处于变化无定的轮回转世之中，并没有“唯人独尊”、其他万物都是为我所用、必须无条件为我服务的理念。也就是说不同众生虽然存在差别，表现在六道中有高低排序，但是其生命本质是平等的，这就表明一切众生在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性上是平等的，也就是常说的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

　　在“众生平等”和“六道轮回”的基础上，放生护生是佛教对待生命的行为态度。《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中国佛教中放生说的起缘可以从这段经文开始，强调世间众生都是人父，都为人母，杀生即为杀父母，因此要行放生之业。《大智度论》中也强调：“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即在佛教看来，世间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动物、植物的生命都极为宝贵，人之所以能成为世间万物的主人，缘于其有着驾驭生命的思维能力，但并不能以此作为杀生的理由。小至细小的尘土，大至广袤的宇宙，其中的一切生灵，都共处于同一生命流中，天台宗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万物与人一样，都有可能领悟佛性，达到最高境界。可见，普度众生不仅是一种慈悲心肠，更是佛教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因此，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人类善与恶的标准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杀生是最大的罪恶，不杀生、放生、护生是最大的功德，即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佛教中“善”的最高标准，而放生更是可以使无数生命重现生机，具有无量功德。当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放生”行为不仅局限于佛教中的大慈大悲，它本身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态观和自然观。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随着“放生”理念的盛行，放生规模越来越大，一些“放生”行为开始目的化和简单化，一些人为了消灾祈福往往急功近利，捕生放生成了产业链，善举变成了杀生，其结果则是劳民伤财，一些放生行为甚至直接导致了当地的生态失衡，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梵网经》中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放生”本身是为了培养众生的“慈悲”之心，只有放生者真正明白护生的道理，才能使所放之“生”命终之后转生善道，这才是“放生”近而达到“护生”的真正目的。

　　所谓历史的自然，是指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人类的活动不断改造着自然；所谓自然的历史，是指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身变化的历史，也伴随着自然变化的历史。所以说：“自然总是留下人类活动印记的自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批判地继承了西方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其精髓体现于： 第一，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的活动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就是要求人类活动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以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规则，进而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达到更好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也“不能透支子孙饭”，否则最终都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所以说，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始终的一条主线。

　　绿色发展理念是理性反思时代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面对资源环境危机我们没有现成经验可搬用，从发展速度和财力权衡的角度我们也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西医疗法”。即以高技术高投入为支撑的外部治理和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中医则会采用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机理去调理解毒。也就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面入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理论是我国的首创，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它开启了一个属于我们东方智慧治理工业文明病、化解文明危机的新时代，一个属于东方文明复兴的新时代。

　　我国生态环境尽管已全面进入治理修复期。但客观而言，我们的治理能力仍旧追不上我们的破坏速度，现状仍然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主要表现在：水资源开采过度，且污染严重。上世纪以来，我国的森林资源就已被大肆破坏。到本世纪初，森林面积和木材蓄积量已经减少到百年前的50%，草原沙化高达2/3，近乎90%的土壤出现不同程度板结；空气污染导致酸雨成灾 。我国大气污染长期呈现为煤烟型污染特征，城市大气环境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普遍超标，二氧化硫污染保持在较高水平。

　　经济发展要兼顾生态保护，在发展中不唯GDP，而是要同时追求生态效应，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基于生态经济革命的新兴产业已逼近中国整个GDP的半壁江山。要把视角放在生态经济和新兴产业上，那就是新能源支持的低碳产业、改造的工业生态化产业、满足绿色消费的绿色产业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禀赋的民族产业等等。

　　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它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以及和睦和谐关系为主要内涵,倡导人类在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农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农民开起了小车、筑起了楼房、打起了手机,可谓生活富裕。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农药化肥的施用、农业机械的开动在促进农业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冲击,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已严重影响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任务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策略。生态文明理念下的新农村建设同样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层面的全部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三)主管领导不够重视,宣传不到位。首先,受一些综合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农村有些领导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生态的发展,更有甚者不惜牺牲环境资源来换取经济的发展。领导一茬一茬换,重经济抢政绩,忽视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领导宣传不到位,农村地理位置偏远,传播载体较少,不能很好地在群众中宣传生态文明及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及作用。

　　(四)农村环境污染严重。一是农村饮用水仍存在安全隐患。有相当比例的农村饮用水源地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污染治理不力,监测监管能力薄弱;二是农村生活污染加剧。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及人粪尿;三是农药化肥使用量大。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了地表水富营养化和地下水污染;四是畜禽养殖污染日益加重。畜禽粪便没有污染治理设施。在一些地区,畜禽养殖污染成为水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五是农村工矿污染突出。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工艺落后,绝大部分没有污染治理设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掠夺式的采石开矿、挖河取沙、毁田取土、陡坡垦殖、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行为,很多生态系统功能遭到严重损害。

　　(一)大力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态意识。农村干部是基层农村的政治核心人物,是农民的带头人和主心骨。目前,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农村基层干部生态环保意识淡薄,唯经济之上。首先,必须强化这些干部的生态意识和绿色意识,并身体力行,率先做出榜样。同时,落实目标责任制,为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其次,领导干部要深入农村进行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的调研,帮助解决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在农民群众中创建生态文明理念的氛围。受文化程度制约,农民生态意识淡薄。应采用多种方式和渠道,培养农民的生态文明素质。农民群众既是生态文明和新农村建设的执行者也是受益者。建设生态文明和新农村,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环境下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要按照党的报告“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要求,充分利用各级政府及新闻传媒等多种渠道和各种载体,加大对生态思想的宣传教育力度,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道德观、价值观、消费观,强化农民生态保护意识,维护绿色环境,并潜移默化地落实到新农村建设的行动中去,使他们积极地承担起参与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建设的责任和义务,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有效持久地开展打下坚固广泛的群众基础。

　　1、建立生态农业体系。加强林业建设,保护和壮大林业生态系统;抓好粮食、畜牧、水产、果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清洁生产,发展无公害农业。树立全球性绿色意识,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绿色龙头企业,实行绿色检测标准,健全绿色检验体系;结合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以高新技术为手段,开发建设绿色农业技术支持体系,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进行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建设。

　　种植业的产业规模及产业结构布局应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尤其是水资源承载能力与水资源供给量匹配。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农业生态园区建设,运用循环经济理念对生态园区进行系统规划,鼓励园区内资源的梯次流动和综合利用,促进生态农业上规模、上水平,夯实绿色农业基础。抓好粮食、畜牧、水产、果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清洁生产,发展无公害农业。

　　大力推进新的科技革命,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与贡献率。新的科技革命也可称为绿色科技革命,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革命。包括生物基因工程技术、生物发酵技术、生物酶技术、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生物净化环境技术、生物能源技术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需要着重加以推广,提高包括水、土、肥以及农业废弃物等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建立和健全教育、科研、生产相结合的体制和科技开发与推广融为一体的机制。把新的科技革命与提高农民素质结合起来,培养与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队伍,扭转老弱劳动力务农的局面,把科教兴农战略真正落实到新农村建设之中。

　　2、培育和发展生态工业。注重发展环境友好型工业,鼓励发展有特色、有效益、有前景的生态产业循环经济链,着力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一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农产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引导各地合理选择发展方向,确定适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模式,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二是突出抓好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认真实施节能降耗重点工程;三是大力推行企业清洁生产,突破以往末端治理的传统环保模式,加强源头和过程控制,确立新型的污染预防控制体系,达到“节能减排,降耗增效”的目的;四是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提高产业项目的环保准入门槛,杜绝新上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技术和产品,治理超标排放的工业企业,以此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应合理规划、科学设计,将旅游资源开发与自然环境保护、再生资源永续利用紧密结合,谋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同时要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村镇建设规划相结合,搞好农村居民点与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理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传统民居的同时兴建新民居;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方便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五)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我国是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占有量甚少的国家,由于制度上的缺陷,资源浪费极大。中央虽然早就提出要将粗放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但收效不大,资源浪费与环境恶化状况未能根本扭转,其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为此,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十分重要,还需要有配套的具体措施加以保证,否则容易落空。

　　(七)奖励生态家庭。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积少成多,通过节省每一个家庭的支出来达到节约整个社会资源的目的。生态文明下的新农村建设也应从家庭开始,从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换上节能灯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做起。倡导家庭绿色消费模式,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也需要有关部门的激励与支持。

　　家庭具有从源头上引导社会消费、影响企业生产、影响经济发展、影响长远发展的功能。绿色家庭促进绿色社会建设,比如对孩子良好生活习惯的影响和引导,可培育下一代生态生活理念、生态生活行为和生态生活习惯。组织开展年度评选生态型家庭活动、对节能住宅建设和使用进行补贴等措施都可有效激励生态型家庭建设。

　　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形态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模式的重大进步。与会者表示，应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其中，特别要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发展与近期发展的关系。

　　闵行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吴解生认为，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中，生态环境危机日益显现，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性生态环境灾难蔓延的挑战。因此，在当前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全社会都应树立生态文明与生态安全的意识和理念，正确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绝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来换取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闵行区委党校史嘉镕提出，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公共财政的投入，提供好这一公共产品。武进区委党校李军强调，党和国家在重视和保护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的同时，也要重视和保护他们所拥有的生态权益。

　　永康市委党校周世勇指出，在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发挥政府职能，理顺管理体制。金山区委党校潘明结合本地区实际认为，金山区产业布局以农业和化工产业为主，加强生态环境安全显得尤为重要。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应注意工业污染对农村、农业的影响，积极完善生态危机的预警应急响应机制、生态环境安全常态管理机制以及生态安全的补偿机制。

　　南汇区委党校侯喜华认为，生态农业是农村生态经济的重要内容。深刻理解生态农业的内涵，需要正确把握生态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关系，防止种植手段和过程的不科学对农产品质量带来显性和隐性的影响。长三角地区有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因此有必要加强区域内人才、农业科技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项目合作，共同研制和开发生态型优质农产品，实现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