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论KK体育文范文

发布时间：2023-06-08  人浏览

　　KK体育目前国内外仍然没有一本专业的《葡萄生态学》教材。虽然2009年以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主要参考了张光伦教授主编的《园艺生态学》教材，并结合葡萄生态学自身的特点制作了课件和讲义。但是，生态学的研究日新月异，分支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在讲授葡萄生态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当拓展理论视野，密切关注葡萄生态学领域科学研究前沿和动态，将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教学中，保持教学内容的新颖性。过去5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发现，《园艺生态学》教材能系统地为学生提供生态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课程组则结合最新的葡萄生态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进行补充和优化。如在葡萄气候区划方面，授课老师根据研究结果补充了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条件下葡萄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再如我国优质葡萄酒产区主要位于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区域，保护生态环境一直是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坚守的重要目标。在葡萄生态学的讲授中不断更新了沙漠产区、戈壁滩产区、盐碱地较为严重的产区等发展葡萄酒产业的生态需求。另外，根据不同生态因子对葡萄与葡萄酒质量的影响不同，课程组采用了区别于园艺生态学、森林生态学等课程的授课架构和顺序，对涉及重要生态因子的章节加强了学时和内容。例如目前水分缺乏和低温冻害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这两章的讲授则更为详细。最后，在教学过程中课程组注重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只有深刻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对葡萄原料质量、葡萄酒质量和风格等方面的评价才能更加客观和深入。

　　1.2.1提高教学过程的师生互动过去由于没有参考教材，并受“注入式”教学思想的影响，上课时主要是老师讲解，学生忙于记笔记，强调讲授的作用。课程教学改革以来，在教学过程中经常穿插提问、增加小测验，这样既可以集中学生上课的注意力，同时又促进了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温习和思考。另外，在每节课的前5分钟鼓励学生向老师提出问题，由授课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思考，在下课前5~10分钟进行解答和评论。既提高了学生探究知识的热情，又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全班同学共同思考，相互学习。改革实践中另一种互动的方式是提前定向生态学热点主题，如气候变化对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影响、环境污染与葡萄生产等，让学生自己查阅文献，同学们经过准备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把过去以教为主变为教与学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效果良好。

　　1.2.2增加学生主导的课程讨论课课堂讨论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辅助环节，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提高教学效果。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来，一直安排4个学时进行学生为主导的课堂讨论。具体做法为首先按照我国行政区划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将每个年级全体同学分为31个小组，通过查阅文献、数据统计，并结合生态学课程讲授的内容，对每个区域进行生态评价，并结合当地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进行论述。所有讨论内容需制作成幻灯片，并上台讲解5分钟。同时，随机挑选5名学生作为评委，授课老师辅助点评，其它同学进行交流和质疑。整个课堂以学生为主导，授课老师主要进行引导和辅助点评，最大程度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实践证明讨论课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团队协作意识，也锻炼了材料收集与组织能力、演讲能力等。另外，各小组通过查阅文献、上台讲解，对该产区的生态条件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所有小组通过集体交流，使得全年级的每一个同学对全国的生态条件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和独立的思考，为以后葡萄栽培学、葡萄品种学学习，以及进入产区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3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的手段已完全实现多媒体教学，但是由于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广、概念较多，所以仅依靠幻灯片进行讲解有时仍显得较为枯燥和抽象。因此，授课老师在尽量制作更为优美的幻灯片的同时，根据章节内容，收集整理大量实地照片、视频进行讲解。授课老师利用科研活动、考察等机会，分别在新疆、辽宁、山东、吉林、四川等产区从生态学的角度拍摄了大量实地照片和视频，如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地形地貌、园地建设等，为学生提供了许多真实而直观的例子。另外，课程组还积极下载和制作各种视频，补充说明各个知识点，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和记忆。课程组在新疆北疆地区拍摄了戈壁滩产区从原地选择、葡萄园管理到酒厂生产全过程的视频，以生态学知识为切入点，为学生详细介绍了北疆产区的生态条件及其对葡萄酒质量的影响，让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我国干旱地区葡萄与葡萄酒的特点及其生态学基础。

　　采用考试、课堂讨论以及小论文撰写等多种考核形式，可以综合评定教学效果。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以来，从以前的成绩构成仅为期末试卷考试加上平时考勤改为讨论课成绩、平时考勤成绩、实验成绩、期末成绩4大块，而且期末试卷成绩的比例由原来的80%降为65%，更加注重了对平时讨论、实验、实践能力的考核，导向性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的能力。

　　经过5年的改革与实践，葡萄生态学课程教学的内容进一步得到了优化，教学手段和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学生对“三基”知识点掌握得更加透彻，基本能应用生态学原理分析我国不同产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但是，就教学本身而言，还需要从多方面进一步进行改革。第一、实行小班上课，尽量让每一个同学得到动手、动口、动脑锻炼的机会。第二、增加课时数，特别是增加实践教学量。葡萄生态学是研究葡萄与环境关系的学科，学生应多走出教室，深入葡萄产区和基地，进行试验、实践。第三、针对专业特点改革培养方案。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虽然是工科，但农科的知识点也非常密集和重要，建议调整和优化培养方案，使学生前期先修完土壤学、气象学、植物学等基础课程，为葡萄生态学课程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从生态位的角度来探讨生态演替螺旋式上升理论，以及理论的验证。

　　生态学的顶极群落假说，最大的局限性就在于它对以下两客观事实无法解释：①在无任何外力作用或生物内在生理机制的抗拒作用超过外界干扰破坏力的条件下，生物多样性在不断发展；②生物有其内在生理机制的局限。笔者经过潜心研究各种假说的内容、缺陷及其合理内核—单元顶极假说说明了演替的方向，镶嵌与格式假说说明了演替在空间、时间、信息五维空间的表达形式或存在状态。经过对上述假说深入分析，提出了生态演替螺旋式上升理论。下面就从生态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生态位是指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和角色，一个群落中，一个种群与其他种群相关联的位置为其生态位。即每个种群在群落中都有不同于其他种群的自己的时间、空间位置，也包括在生物群落中的机能地位（信息位置）。我们把这一种群与其他种群相互关联的时间位置、空间位置、信息位置分别称作时间生态位、空间生态位、住处生态位，它们之间的关系为：①空间生态位是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的具体表现形式；②空间生态位是在时间生态位的作用下，充分利用（或释放）环境的物质和能量，发展进化或下降退化的结果。③信息生态位决定着时间生态位和空间生态位的最终发展方向。④时间生态位和空间生态位对住处生态位又有改造或影响的作用。⑤信息生态位和时间生态位要依赖于空间生态位而存在和发展。

　　Cause假说是指由于竞争的结果，生态位接近的两个种不能永久共存，它可表达以下意义：①如果两个种在一个稳定的群落中占据了相同的生态位，一个种终究将被消灭。②在一个稳定的种群中，没有任何两个以上的种是直接的竞争者，保证了群落稳定。③群落乃是一个相互作用、生态位分化的种群系统，这些种群在它们对群落的空间、时间、资源的利用方面，以及相互作用的可能类型，能趋向于相互补充，而不是直接竞争。

　　根据Cause假说，得出竞争排斥原理，在一个稳定环境内，两个以上受资源限制，但是有相同资源利用方式的种，不能永久地共存一处，也就是完全的竞争者都不能共存。这样种内个体的生存竞争更为激烈，如果它们之间的生态位发生重合的话，它们更不能长久共存。因为同种之间的种群最容易发生生态位的重合，顶极群落如果由单一种群组成的话，将会最终走向同归于尽。由于地形等空间位置的差别各演替过程的不同，时间生态位和空间生态位一般不会重合，要重合只能是局部重合，因此只有同种的苗木间发生的竞争关系，才有种群个体生态位发生近似重合的问题。但是顶极假说的前提是在一定范围内空间生态位（生境）是无差别的，均质的，植被演替的结果都要最终达到这一状态，最后必将走向全面消亡，那便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它忽视了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的存在，并把空间生态位绝对静止化，显然是不正确的，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理论来代替它，由此笔者提出生态演替螺旋式上升理论。

　　根据上面的研究，及大量生态植被演替的现实，提出以下结论。所有生态植被均处于演替状态，当没有外力破坏作用，或植被内在生理机制的反作用超过外力破坏作用时，是进展演替，否则是逆行演替，是植被的内在生理机制决定着演替的方向和趋势，植被的演替是植被所在的空间生态位，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三种因素综合交织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的地区内，最后局部或全部达到与该地区相适应的最稳定KK体育、最平衡的状态，即顶极。一个气候区的所有系列的群落，只有一个气候顶极，但顶极并非终极，当达到顶极后，由于顶极群落内在生理机制的局限，它最终要回到原来演替的某一阶段，重新产生新的生物群落，这种往复不是简单的回归，群落对环境改造作用更加强烈，继续向气候顶极演替，也可能会产生的气候顶极，这样循环往复，使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加，群落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对环境具有越来越强的改造作用，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过程。当进行逆行演替时，在外力破坏作用停止，或群落内在生理机制的反作用超过外力破坏作用时，就马上进行进展演替，进入上述的演化循环状态。可见，生态演替是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过程。

　　克里门茨的单元顶极学说与其他诸位的多元顶极及镶嵌或格式假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和反对。单元顶极学说，即成了顶极终极论它忽略了各种天然原始植被群落在同一地区内共存发展、不断演替的客观现实，发展终极论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而多元顶极、镶嵌、格式假说，只强调了现有的客观实在，而忽视了群落的发展、进化与演替，陷入“存在合理论”的泥坑，它们最致命的一点就对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和物种进化无法解释，它只解释了部分物种的局部消亡问题。因此许多学者提了不同的观点，现列举如下。

　　Cause（1934）的研究表明，生态上类似的种，很少能够存在于简单的同一实验室系统中；生活在一起的种必须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生态位。

　　R．M梅指出，虽然生态位重叠明显地是利用性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重叠并一定导致竞争，除非资源供应不足，（在一可利用资源过剩的竞争真空中，生态位即使完全重叠，而对于有机体却没有伤害）。干扰性竞争一般不会形成，除非生态位在有限资源利用中有重叠的可能（即必须有利用性竞争潜在或存在的可能）。因而竞争的避免可能导致资源利用的完全非重迭模式（不连续生态位）。

　　Hutchinson（1961)在解释浮游生物的明显“困境”（即一个多样性较丰富的群落成员共同生活在具有生态位基本重叠，相当均匀的物理环境）中指出，时间上变化着的环境通过定期地改变组分种的相对竞争能力，可以促进多样性发展，从而允许他们共同生存。Gause认为，在共同生存的种之中，必须存在着某种生态学差别。

　　R．M梅又指出，竞争的优势种死亡者可能把空间留给持续的早期演替种，而“未受干扰”的森林，实际上可能是演替的块状镶嵌。在一定地点上，任一群落周期性被清除在地质层次构造中有着十分清晰的反映，通过演替而恢复原来多样性的现象，在化石记录中具有较高的发现频率。南开大学教授唐廷贵认为，顶极群落具有最大的熵值，可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但不能使熵值增加，否则将达到超平衡状态，表现为衰老或腐朽。如果无外力干预，顶极群落将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发展趋势。

　　在一个群落内，生态演替实质上就是当两个种群的时间生态位和空间位发生重合时，而由于信息生态位的差异而导致竞争演替，群落的原有优势种被现有种、现有优势种被将来的种所取代现象或趋势，或者原有优势种已经取代更原始优势种的事实。在不列颠群岛有两种草本小植物，岩栖猪殃殃，分布在草地和石南灌丛地稍酸性的土壤上，尤其砂壤十分普遍，而矮猪殃殃与岩栖猪殃殃非常近缘，但生长在白垩或石灰岩上的碱性土壤中。英国生态学家AuturTanseley的实验表明，在温室里的酸性或碱性土壤生长较好。在两类型土壤上分别混种两个种，结果矮猪殃殃在碱性土上生成较快，岩栖猪殃殃在酸性土上生长较快，它们分别排挤取代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一实验表明，由于营养的限制，时间生态位与空间生态位分别发生重叠，而由于信息生态位的差别，而使一植被被另一种植被所取代，发生了生态演替。

　　Gause（1934）进行的草履虫实验表明，生态位越相近的种竞争越强烈，而生态位有一定差别的种而能暂时共存。整个实验也表明，由于营养空间的限制，各种群密度达到一定程度不再上升，而保持一定的稳定状态，这说明同种之间由于生态位完全重叠，而竞争更为激烈。

　　冰川孑遗植物小苦艾，是一种高山小植物，现在仅分布在挪威乌拉尔山脉和苏格兰的两孤立地区，它在最后一次冰川之后还是广泛分布的，但随着森林的扩展它的分布受到了限制。

　　据Hom（1975），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附近的荒废农田的生态进展演替过程如下：红桦?紫树?红花槭?山毛榉，此自然过程需350年完成，山毛榉便是当地的顶极种。研究发现，红花槭或紫树有取代山毛榉、紫树有代替红花槭的现象，另外这三个种也能进行自我更新。

　　原始红松林，是长白山地区的气候顶极群落，天然更新普遍不良，它的逐年更新进程，反映出马鞍形的波状起伏，表现出与红松种子年的关系。当林冠疏开后，红松的更新完善则有显著好转，但是红松不能在短期内占据林分中的优势，阔叶树仍是大量的。同一世生的幼树数量虽然少，但红松较长期忍耐庇荫，寿命亦较其他针阔叶树种长，经过几个世代以上能活下去的幼树长期积累，才能逐渐成为林分中的优势种而进入主林层。在山东省分布的栎类落叶阔叶林是地域性顶极群落，出现林下自我天然更新普遍不良，而针叶树在其林下天然更新良好的现象。

　　从山东省临朐县山旺化石研究分析发现，在1200万年前，在亚热气候控制下，在当地山地有大片云、冷杉属和铁杉属林存在，可能是当时的顶极群落，本省现属暖温带气候，对冷杉、云杉属植物来讲（对现存种）更适于其生存和发展，本省曾对这两属树木进行了多次引种试验，均未成功。这从反面证明植被对外界环境的改造作用，或者是原始适应种已不存在，发生了顶级群落种的更迭。原始林的森林景观，一般以各种生态群落的镶嵌或格式状态出现，这恰恰从正面验证了时间生态位和信息生态位是在空间生态位上的表达。

　　当前各国现代园林发展的趋势是向着自然化、森林化、人文化方向发展，而园林设计的中心就是人在自然中生活，自然更贴近人。认识到植物生态环境的存在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这样以研究人类与自然间的相互作用及动态平衡为出发点的生态园林设计思想便开始逐步形成并迅速扩张。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如互惠共生、化学互感、生态位、物种多样性和竞争等作用）为指导而建设的绿地系统。在此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种群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其不同生态特征的植物能各得其所，从而可以充分利用阳光、空气、养分和水分土地空间等环境资源，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和谐有序、稳定的关系，进而塑造一个人类、动物、植物和谐共生、互动的生态环境。随着城市园林建设的迅速发展，植物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作用让人们有了进一步认识。建设生态园林是园林发展的必然方向，即在园林建设当中，模仿自然生态景观，通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既美丽又具有降尘、降噪、放出氧气等多种生态功能的园林景观。一些具体的做法，如在园林中减少小品、道路、广场等，以植物造景为主，增加群落景观在园林中的应用。

　　建设生态园林以植物造景为主，木本植物为骨干的生物群，由乔木、灌木、草本、低等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所在地区的气候、土壤条件综合而成的微观人工植物群落，又包括植物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网络，涵盖了宏观城市系统，发挥了吸碳吐氧、调节温度与湿度、消噪除尘、杀菌保健、吸收有害气体、防风固沙、水土保持、发挥绿地水循环、防震避灾等生态功能。

　　高品味的园林绿化是一幅美丽的立体图画，不仅有点线面的合理运用，还要有四季特色的变化，它是巧夺天工的人造大自然的再现，使人在其中有融于大自然之感，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将自然与历史文化紧密联系，是人造景点应注意的，能否画龙点睛，使历史人文景观与周围环境或其他方面协调，并符合人们的审美情操及心理要求，要经充分论证才有说服力，被人们所接受，景点宜恰到好处，忌贪多、太杂。（四）对短中长期各项绿化指标进行认真计算

　　包括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率、立体绿量、多层次植物配置、保持水土、有效地吸收有害气体及灰尘和是否符合生态效益等。只有这样才能决定是选择单一的草坪还是乔灌木与林下草坪相结合，避免盲目追求草坪的现象，使草坪与树林相得益彰。

　　实践证明，以什么树作主体，配置什么树都有讲究。我们见过用小叶黄杨作马尼拉草坪镶边最后全被吃掉，小叶女贞绿化草甲壳虫大暴发难以根除，红花酢浆草与樟树相互加重红蜘蛛的危害，一种树比另一种生长快最后另一种树被挤占，外来树种完全取代乡土树种等配置不当的现象。不同植物在一起要考虑相互间的生长速度、影响能力、阴阳性，观花、果、叶的树如何映树，病虫害的交叉性，同种树的连片与分隔的统一，病虫害防治的难易程度，耐湿耐旱性等都是选择树种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乡土树种生命力、适应性强，能有效地防止病虫害大暴发，常绿与落叶树分隔能有效地阻止病虫害的蔓延，林下植草比单一林地或草地更能有效利用光能及保持水土。

　　不同设计方案的园林绿化，建设成本和维护管理费用不尽相同，很多本是比较好的规划设计，由于建设成本和建成后维护管理费用超过单位经济实力，只有低水平维护，最后观赏效果不理想，很多应有的功能丧失，有的草坪被杂草挤占，绿化带太多难以很好修剪，蛀茎害虫易危害难以防治等，很多中小城市的运动场也按高标准建植草坪，不管是建坪费用还是将来维护费用都跟不上，最后仍达不到高水平运动场地的要求。我们近几年的经验是既发展一部分高档次、管理要求高的绿化景点，也积极探索大众化、低成本、低维护费的绿化方法，并不断推广，得到了较好的效果。所以在设计时对植物根据性状的合理选用，论证其管理费用高低，有利于绿化单位更好地达到绿化效果。

　　经过充分论证的设计，并非十全十美，或无可辩驳不可更改的，应该留有选择余地，同时尽管原理相同，不同人的风格也不同，形式也有差异，都有可行之处。自己的设计尽管经过论证，亦难免有忽视或不当之处，将自己的设计方案及论证拿出来供建设单位及同行研究，对其进行修改、补充、删除，吸收别人合理的意见，最后尽可能地完善设计方案，在实施中还能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效果。这既给别人以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使用单位能一目了然各项指标要求，也使自己的设计水平得到提高。

　　总之，对园林设计论证应加强其管理，规范其内容，使其制度化，与设计一同受到重视，相互结合，有效地对设计形成补充，完善设计工作，保证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最后，需要说明园林设计不同于其他非生物性建设的设计。园林道路、土方、休息建筑之外绝大部分是活的植物世界，植物受自然环境因素的主使而生存，因此方案的论证对于许多不可知的自然界变化是难以预估的，所以论证后的规划在实施中也会发生变化，不可不加以注意。

　　水文学(Hydrology)是地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地球上水的起源、存在、分布、循环和运动等变化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知识体系[1]。自从科学界公认水圈、岩石圈和大气圈都从地圈中分离出来，并作为地球的独立圈存在后，水文科学的形成就有了其基础和地位[23]。

　　人类进入20世纪末，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人与自然的冲突加大，生态环境问题愈来愈突出，如湿地的退化、河道断流、入海水量减少、水体污染加剧等等。近20年来，生态学家们愈来愈意识到水文过程对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影响。但是，缺乏了解水文过程与生态系统植物群落变化与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同样，过去水文学家关心最多的是洪水与干旱的成因、工程水文的实际的设计应用等。但是，随着生态与环境问题的重视与提出，愈来愈多的水文学家开始关注与水相关的生态问题，例如流速如何影响河道内的植物生长？河川径流的情势与滨岸生境生态过程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与联系的？由于水文循环联系地球系统地圈~生物圈~大气圈的纽带作用，水文循环过程的变化与其相关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交叉研究与社会需求，产生了新的学科生长点，即生态水文学(Eco-hydrology)。

　　生态水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1-20]。它重点研究陆地表层系统生态格局与生态过程变化的水文学机理，揭示陆生环境和水生环境植物与水的相互作用关系，回答与水循环过程相关的生态环境变化的成因与调控。利用生态水文学原理可以积极地用来保护和改善自然景观，正确指导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管理。

　　生态水文学的提出与发展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早期的生态水文学主要定义在生态湿地系统范畴。例如，1996年Wassen等学者专门撰文[44]，认为“生态水文学是一门应用性的交叉学科，旨在更好地了解水文因素如何决定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发育，特别在自然保护和更新方面有重要价值”。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启动人类生物圈（MAB）计划，水生生态系统研究成为该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一阶段的会议于1986年在法国图卢兹召开，主要讨论了土地利用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会议期间，确定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题：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对生物化学循环和景观镶嵌体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因此，过渡带的研究被推荐为UNESCO未来生态系统工作的重点。它是生态水文学发展的雏形阶段。

　　1988年，UNESCO组织了过渡带研究的国际专题研讨会。期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协会和匈牙利科学研究院筹划了水陆过渡带功能方面的合作研究项目，试图通过对生态过程的充分理解，确定过渡带恢复或重建的管理思想。

　　1996年9月在法国召开了“小流域生态水文学过程”研讨会。会议共收到30篇论文，研究集中在小尺度上，内容主要包括土壤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模拟，径流产生过程和水流路径、水量和水文生物地球化学行为等。在这次会议中，还讨论了分区和尺度的影响问题，分析了气候变化对水文行为和数量的影响。199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小流域生态水文学过程”会议文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IHP）是由世界各个国家政府组织参加、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水科学及其相关的水资源和环境科学的大型国际研究计划。从1965-1974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实施国际水文十年（IHD）计划后，IHP已经执行了五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IHP-I，1976-1980）着重人类活动影响，水资源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阶段（IHP-II，1981-1985）着重于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各个特定的地理、气候区域，并向着综合利用水资源的水问题方向发展；第三阶段（IHP-III，1986-1990）定名为“为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管理水资源的水文学和科学基础”，除继续把水文科学作为重点外，把计划内容扩大到合理管理水资源；第四阶段（IHP-IV，1991-1995）研究计划重点是“大气-土壤-植被”之间的水循环关系，全球气候变化对陆地水文过程的影响。

　　IHP第五阶段（IHP-V，1996-2001）方向是“脆弱环境中的水文水资源开发”，由三个模块、八个主题和31个计划项目组成。模块1的资源过程与管理研究中主题2是“地表生态过程”。生态水文学是IHP计划的核心内容[14-19]。之后，生态水文学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96年到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召开了一系列生态水文学研讨会。

　　1997年国际水文计划出版了专集：生态水文学—水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新范例。文集指出生态水文学主要是为了研究水循环过程、机制与生物、非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水生环境的水量、水质和某些过程，不仅受气候因素的控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生物因素的影响。因此，生态学和水文学知识的综合，被认为是一个研究水和生物关系的合适的新工具。这本书首次提出了新的、具有挑战性的概念——生态水文学，建立淡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图1表明了生态水文学与以往生态学和水文学思维的不同方式：

　　1998年5月在波兰召开了UNESCOIHP-V2.3-2.4工作组会议。同年，出版了会议文集，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1）介绍了生态水文学的框架和研究领域；2）提出了当前存在的缺点和未来发展路线）宣传生态水文学的概念，认为河流生态系统是受水文过程控制的“超有机体”。确定生态水文学研究的目标为：（a）比较和评价现有的水文和生态过程相互关系的信息；（b）评论预测的潜力、确定未来研究最重要的方向；（c）识别与水文过程相关联的环境问题层次；（d）定量生物因素、非生物因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在水中的沉积物质、营养物质和污染物质运输、转化中的作用，以确定从区域到流域尺度上的转移路径；（e）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可操作性的程序交互平台以及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之间新的思维方式。这一出版物为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指导作用。

　　1999年9月8日至22日，IHP-V组织了生态水文学研究进展方面的会议，在不同科学团体之间交流了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成果。会议为来自24国家的不同领域的年轻科学家提供了辩论的机会。在生态水文学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科学家交换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最新观点。基于研究过程中得到的数据和知识，科学家讨论和提议了生态水文解决环境问题的潜在办法。2000年出版了生态水文学研究进展文集。

　　需要指出，IHP-V中生态水文计划的核心目标旨在从流域观点、从河流系统与自然社会经济的联系中，理解生物和物理过程的整体性，以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水平。专家们认为，当今世界范围的水资源问题已经受到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自身经济开发活动的巨大影响与挑战。在面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水资源管理中，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将是最好的、可持续的方法。这一范例认为，流域就好像一个超有机体，它具有反抗压力的抗性和弹性特征，是面对变化环境下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最有效的一个工具。

　　1999年，为倡导生态水文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国际知名的英国水文研究所正式改名为“生态水文学研究中心”。

　　同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University）自然地理系AndrewJ．Baird博士和德比大学（DerbyUniversity）自然地理系高级讲师、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项目科学家RobertL．Wilby博士共同编著出版了《生态水文学》。它是综述有关陆生环境和水生环境植物与水分关系问题方面的第一本书，阐述和探讨了各种环境植物与水分相互作用问题。该书对于水文学家、生态学家、自然保护学家以及研究生态系统、植物生活和水文过程的其他学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工程研究所赵文智和王根绪博士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全文[44]。

　　目前，在生态水文学或水文生态学的研究领域，活跃着一大批科学团体，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水文计划（UNESCOIHP）-V(2.3/2.4)的支持下，由MaciejZalewski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生态水文学”专集，是一个里程碑。以后“生态工程杂志（EEJ）”杂志、“水文科学杂志（HSJ）”都出版了“生态水文学”专刊。以Zalewski为特约主编致力于生态水文学研究的新期刊。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也专门由Acreman博士主编了“水文生态学”有关专集。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水文计划（IHP）实施2002-2007年新的第六阶段计划，方向确定为“水的相互作用：来自风险和社会挑战的体系”。主要的不同点是需要考虑下面若干方面新的研究与挑战的问题，即：地表水与地下水、水文循环的大气与陆地部分、淡水与咸水、全球化的流域与河流尺度、质与量、水体和生态系统、科学与政治、水与文化。它由五个主题组成：主题1、全球变化与水资源；主题2、流域地表水与地下水动力学集成；主题3、陆地生境水文学；主题4、水与社会；主题5、水教育与培训。其中主题3的陆地生境水文学仍然是生态水文学核心内容。

　　总之，生态水文学是现代水文科学与生态科学交叉中发展的一个亮点，它以生态过程和生态格局的水文学机制为研究核心，以植物与水分关系为基础理论，将尺度问题贯穿于整个研究之中，研究对象涉及旱地、湿地、森林、草地、山地、湖泊、河流等。因此，生态水文学的发展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将会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生态需水（Ecologicalwaterrequirements）是生态水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凡是联系到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自然发育、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预下的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都需要回答维系生态系统所需求的水或者河川径流等问题。在国际上提出生态需水的概念与研究生态需水的理论与方法，已经有了一段历史。在我国，生态水文学的研究刚刚起步，生态需水理论与方法还有待于发展与完善。

　　早在20世纪四十年代，随着水库的建设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提高，美国的资源管理部门开始注意和关心渔场的减少问题。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对河道内流量与鱼类生长繁殖、产量的进行了许多研究，提出了河流最小环境(或生物)流量的概念，已有学者撰调了河川径流作为生态因子的重要性。

　　在20世纪70年代后，澳大利亚、南非、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家针对河流生态系统，比较系统都开展了关于鱼类生长繁殖、产量与河流流量关系的研究。以大马哈鱼的河流生境（habitat）需水为例，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UBC）有关学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分别获得了维系大马哈鱼到淡水河流繁衍所必需的河流生境的基本生态需水基本数据，其中包括适宜的流速和水深等。进一步，他们绘制了大马哈鱼繁衍所必需的河流生境质量的高低与基本生态需水（流速和水深）之间的曲线关系。

　　为了保护水生生物或生境，通常是基于河流物理形态、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确定最小或最佳的生态需水流量。但是，这一流量仅仅考虑了渔业的流量需求或者湿地对水的需求，并没有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国外学者G.E.,Petts认为，在河流管理中生态的需要与河流流量变化特征相联系应该至少考虑3个方面，即：（1）纵向的连接；（2）洪泛平原的流量；（3）维持河道的流量，包括最小的和最适宜的流量。基流流量的自然频率和持续时间也应加以考虑，无论何时，都要尽可能地保持生态可接受的流量变化。

　　Gleick提出了基本生态需水量的概念（basicecologicalwaterrequirement），其概念实质是生态建设（恢复）用水[10]。Falkenmark区分了绿色水（greenwater）和蓝色水的概念，指出从“蓝色”水的社会利用部门转向利用“绿色”水的生态系统中来，这种“绿色”水储存在土壤中用于蒸发或合成植物有机体。事实上，“绿色”水就是生态需水的概念，这种“绿色”水的概念适用于水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

　　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水文计划等大的项目推进，研究的对象开始打破过去局限于所关心的物种（如鱼类）或某一单一目标的情景，人们才开始考虑维持河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流量需求，提高对河流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性。但是，由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中国西部如此生态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他们对生态需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维系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方面，比较少考虑高强度人类活动大量挤占生态需水的现实问题。

　　中国是一个降水时间空间分布非常不均匀、人口压力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比较突出。就中国西部地区而论，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水资源规划与配置管理中，很少涉及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需水问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合理配置是从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开始，提出的“生态需水”是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由于生态水文学基础研究起步比较晚，大家对于“生态需水”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许多国内文献书籍、研究报告出现有“生态需水”、“生态用水”和“生态耗水”多个名词。有人认为它们的概念与涵义是不同的，但是有人认为它们都是指一回事（见文献[22]、[26-46]）。

　　1989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汤奇成较早提出生态用水问题[45]。他认为“为了保证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保护各绿洲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离不开水，这部分水可统称为生态用水”。1995年[46]，他认为“对生态环境用水很少或根本没有安排，这种情况必须彻底加以改变，否则干旱区绿洲外的环境将日益恶化；应该在水资源总量中专门划出一部分作为生态环境用水，另一部分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用水，包括工、农业及城市生活用水等”。以后许多专家学者对生态需水、生态用水和生态耗水等，提出不同的观点、定义和研讨，丰富了生态需水的理论与学术研究。

　　2001年，由钱正英、张光斗主编正式出版了的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研究成果“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27]。提出我国水资源的总战略必须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议从防洪减灾、农业用水、城市和工业用水、生态环境建设等8个方面实行战略性改变，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展开一场提高用水效率的革命。在该报告中，对生态用水做的定义是：“从广义上说，维持全球生物地理生态系统水分平衡所需用的水，包括水热平衡、水沙平衡、水盐平衡等，都是生态环境用水；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步改善所需要消耗的水资源总量。”。

　　在学术研讨方面，潘启民等把生态用水理解为生态需水量（状态值）和生态耗水量（动态概念）两个概念[47]。严登华等把河流水可划分为生态水、资源水和灾害水[30]。王芳等通过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探讨了生态需水理论问题[38-39]，将生态需水概念界定为：为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所消耗的水量。将生态需水划分为可控（非地带性）与不可控（地带性）生态需水和天然与人工生态需水。刘昌明强调要在研究水循环和水量转化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生态需水的理论内涵，提出陆地系统中的水可分解为资源水、灾害水、生态水和环境水。生态需水研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笔者们参加了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有几个不同的观点：（1）我们理解的国际水文计划（IHP）研究意义上的生态需水，是指以水文循环为纽带、从维系生态系统自身生存和生态功能角度，相对一定生态环境品质目标下客观需求的水。例如，为了维系河流某鱼类的生境，需要必须的基本水文特征值保证（如一定的河川基流、一定的水流速度、水深要求等），生态系统对水资源需求的大小需要通过科学实验与观察获得，并不是人们主观要给出什么样的水资源配置。水的配置是针对水资源管理、不同水的用户即用水而言。因此，就应该有生态耗水和用水的概念，它们与生态需水有区别也有联系。（2）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所指的“生态需水”不同之处，在于为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服务、为生态建设（林草，河道生态功能要求）服务的生态需水。所以，国际上提出的生态需水概念需要讨论与扩展。通过讨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生态需水是指维系一定环境功能状况或目标（现状、恢复或发展）下客观需求的水资源量。进一步，对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研究工作的目标，生态需水可以理解为维系一定生态功能的环境目标（例如维系现状生态系统不再退化、恢复某个时期的生态景观、或者具体目标如黑河水必须要到东居延海等）下科学意义下生态系统需求的水资源。它是生态环境建设重要的科学依据。

　　生态耗水是指现状多个水资源用户（生产、生活和生态）或者未来水资源配置（生产、生活和生态）后，生态系统实际消耗的水量。它需要通过该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耗水的平衡计算确定。生产、生活耗水过大，必然挤占生态耗水。

　　因此，生态需水与生态耗水是有不同的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例如，在黄河上游地区，自然降水条件下一般能够满足天然植被蒸散发对水的需求（降水P大于蒸散发E），因此，生态需水估计的数量比较小。但是，由于人的行为通过水土保持等措施建设林地，耗用（减少）了输送到河流下游的水资源量。人们往往称这部分耗用（减少）的实际水量为生态耗水量。所以，在黄河上游地区生态需水量与生态耗水量是有不同的。

　　相比之下，在西北内陆地区河流的下游，由于内陆地区河流的下游降水非常少，为维系胡杨林生态系统生存，估计的生态需水将完全占用河川径流量。维系胡杨林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用水也完全取决与能够提供给下游的河川径流量。在某种意义下，维系胡杨林生态系统的生态需水量也就是生态耗水量。

　　因此，生态需水与生态耗水的概念在西部地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生态需水的估算，能够提供维系一定的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所不应该被人所挤占的水资源量基本的信息，它是西部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它也是估计在一定的目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或配置条件下，生态环境耗水大小的基础。通过对生态需水和生态耗水的估计，能够分析人对生态需水挤占的程度，决策生态环境建设对生态环境用水的合理配置。

　　水是干旱区的关键生态因子,植被的组成和结构由水密切控制,同时在各种尺度上对水产生重要的反馈作用。因此，在干旱区，研究生态学和水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生态需水问题，对干旱区生态建设的模式和生态恢复至关重要。一方面，干旱区水文过程对植被生理特征和格局成因产生影响，同时植被对水土流失具有控制作用。

　　生态需水的实质是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水分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生态需水是生态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建立在流域水循环基础上通过生态水文学理论的指导，生态需水量的确定才会更合理。目前在生态需水估算方面，面临许多挑战的问题。主要有：

　　研究表明，干旱区的某些植物具有水分补偿能力，即利用冬季（低强度）降水补偿夏季干旱用水，冬季干旱就以夏季降水来补偿，这大概是灌木在这种环境中得以与一年生植物竞争的一种手段。另外，在干旱区，植物为了适应荒漠环境，具有许多生理结构上的变化。国外学者Ewenari把荒漠植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随水变植物，这类植物对极端干旱具有许多生理上的适应性；但大多数植物属于恒水植物，这些植物对干旱有许多适应机制。不同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的、对水分亏缺的生理响应机制等研究，将为植被建设和恢复提供理论支持。

　　干旱区植被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低覆盖度。研究表明，如果干燥度系列从P/Etp1（降水量与潜在蒸发量的比值）降到0.3，就会发现潜在植被从全面覆盖而经一系列破碎的植被冠层到植被处于斑块状分布状态。近期研究表明，在黑河下游，随着上游来水的减少，不同景观类型的面积、数目和优势植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干旱区，胡杨、柽柳的空间分布普遍呈紧缩分布现象，当干旱程度有所减缓时，植被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对较为分散。在防止土壤侵蚀的人工植被建设方面，由于只考虑植被盖度和高度，忽视了斑块格局及其配置方式。所以出现了北方人工植被土壤旱化、稳定性低的问题。以上说明了水分动态影响植被的分布格局，但这种分布格局如何响应水文过程的变化，它的生态学意义何在？植被的这种自然分布格局能否指导干旱区植被恢复等均有待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植被类型、格局的生态水文学和生态需水研究。

　　在干旱地区，植被多呈斑块状分布，这种分布对改变水分径流的路径、减缓水蚀，提高斑块内的土壤水分含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对植被斑块的丛生状况有所认识，近来理论方面的研究和模拟方面的研究也有助于了解这一过程，但对这种现象的生态机制却知之甚少。这种缀块分布格局如何影响径流？这种格局的生态学意义何在，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应加强大时空尺度上的植被格局和水文过程的关系研究。

　　分析干旱植物在水分胁迫下的群落组成结构、分布格局与演变过程，始终是干旱区生态水文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迄今为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群落演变的生态机理仍然处于未知阶段。近年来，关于干旱区植物分布如何影响径流和水分分布，以及如何调节干旱区侵蚀等问题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同时，大尺度“土壤—植被—大气”传输相互作用以及干旱区植被随气候变化的演化也是目前生态学家和水文学家共同感兴趣的线区域生态需水估算方法研究

　　我国的生态水文学基础研究刚刚起步。尽管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如陈亚宁在新疆塔里木下游生态需水方面新的研究等，但总的看，目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没有比较成熟的估算方法，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多途径比较与发展。

　　现行的区域生态需水估算方法主要思路是：依据不同气候带与降水等条件，开展自然生态系统分区，确定生态需水计算的不同类别的生态-水文参数；利用遥感提供中国西部区域土地利用信息，确定生态需水计算的不同类别的范围；通过不同植被类型的蒸散发计算、流域降水-径流计算确定河道外生态需水（地带性和非地带性的生态需水）以及河道内生态需水；最后利用水资源分区的水量收支平衡控制，估算生态需水或生态耗水总量。

　　由于对于生态需水概念理解的不同，实际中生态需水估算的方法就有不同或者差异。例如，按维护现状生态系统不再退化的理解，就会有一套基于2000年的遥感图，依生态分区，分类以及用总水量平衡核算的核算方法。按生态建设目标（过去，现状和未来），又有不同数量的估算方法。

　　客观说，基于生态水文学的研究思路是估算生态需水的基本途径，它从成因观点估算流域的生态需水，有比较好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生态水文过程与空间变化的资料，由点的植被蒸发扩展到面的植被耗水机理的尺度问题等，导致目前估算有一定困难与结果的差异。现行的水量平衡方法估算生态耗水，能够从宏观总量上给予控制，但是生态需水的精度取决于水资源平衡中其它耗水部门估算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区域生态需水估算方法不成熟的情况下，鼓励多种途径方法的相互比较和佐证，可能比一种方法为好，这也是新生事物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如何在有限水文水资源资料和生态监测资料条件下，获得更为客观与科学的生态需水估计，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性任务与课题。

　　生态水文学是一种对环境有利、经济可行和社会可接受的有效方式。由于生态退化等问题的出现，生态水文学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回顾了生态水文学的发展历程，讨论了生态需水研究明亮的问题与挑战。它们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与学科发展，有如下几点认识与建议：

　　（1）优先、重点保护原则：在西北地区，由于水资源匮乏，不可能保护所有的生态系统，只能优先保护控制性生态系统，满足控制性生态系统对水分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保护干旱区生态系统的网络结构。干旱区流域下游荒漠绿洲是外来径流作用的产物，绿洲景观结构及组成类型的空间分布严格受河流廊道影响。因此，若把河流两岸乔灌木林和河岸灌丛草甸视作河流廊道的构成要素，则荒漠绿洲的高级生物组成实质就是河流廊道。在干旱区河流廊道不仅具有传输能量与养分的功能，而且是绿洲生物流的载体和传导源，为维持整个流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干旱区河流廊道就是控制性的生态系统，生态需水应该优先得到满足。

　　（2）以生态水文学为基础研究生态需水问题：生态水文学是生态学和水文学的交叉学科，它所关心的是水文过程对生态系统配置、结构和动态的影响，以及生物过程对水循环要素的影响。水文循环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演变，包括自然界中一系列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是其它物质循环的基础。因此，确定某一生态系统需水时，只有以水文过程为基础，结合生态系统的特性需求，才能较为合理地计算生态需水量。这也是今后生态需水理论与实践研究重要的发展方向。

　　（3）加强实验机理研究：我国和欧洲的学者日前联合宣布一项发现：单纯的灌溉不能改变中国西部干旱地区的荒漠植被的水分状况，而保持地下水位稳定才对维持植被正常生长至关重要（摘自中国科学院网站信息）。这一发现为生态用水配置提供了新的思路：只有在明确植被主要需水来源的情况下，才能合理地进行水资源管理，避免盲目的、无效的措施带来的资金浪费，所以加强实验机理研究至关重要。野外试验研究，不仅要考虑生态类型、植被盖度对水文过程的影响，同时还应考虑生态格局变化下水文过程的相应机制；另外，要加强水文事件及其过程对生态格局、植被类型等的影响研究，寻求不同时空尺度上影响生态水文过程的主导因素，以便建立更符合实际的生态水文机理模型。

　　一些生态养殖户在养殖时存在以下误区：一是认为畜禽饲养的时间越长，肉品质量越好，因此，喂料特少；二是认为天然放牧才算原生态养殖，就算补料也很少。殊不知，这样的饲养方法其唯一的好处就是畜禽得到了充分的运动，但生长速度缓慢，出现了“长命猪”、“神仙鸡”和“神仙牛”。长命猪：是将猪养在山上简易猪舍里，白天把猪赶到林子里放牧，晚上赶回猪舍休息，每天每头成年猪投喂0.5kg的自产饲料（主要是玉米）和一些青饲料，种公猪、种母猪也只补饲少量的单一饲料（玉米），结果母猪体质差，断奶后母猪成了畸形，瘦如刀豆状（俗称神仙壳猪），仔猪双月龄断奶平均体重只有6.5kg，形似小鱼；商品猪饲养周期长达2.5年，平均体重不到100kg。神仙鸡：在坡上建一围栏，在围且栏里搭一个非常简陋的鸡棚，把鸡苗放在里面饲养，白天放牧，晚上回鸡棚，每天每只鸡投喂0.05kg玉米（或玉米粉）。因养殖密度大，鸡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而放牧鸡本身就不会走得太远，天然饲料极为有限，连草根树皮都吃干净了，商品鸡饲养周期1年以上，平均体重不到2kg。神仙牛：就是只喂野草（因为没有种草或种草太少），由于承包地的原因，放牧地受到限制，草量有限、草质较差，连野草都吃不饱，又不补料（或补很少的料），饲养周期3.5年以上，平均体重不到300kg。

　　（1）畜禽的生长、生产环境极差，因大群的畜禽集中饲养，环境不堪重负，畜（禽）群活动不开，粪便清理难，污染环境，特别是阴雨天，粪水和雨水搅在一起，人要穿雨鞋才能进场；（2）由于环境条件差，仔畜禽成活率低，成畜禽也易发病；（3）畜禽营养极度缺乏，生长发育严重受阻，没有补偿饲养，成了僵畜（禽），限制了其应有的生长个体；（4）由于营养跟不上，导致鸡群产生喙癖、母畜易产生软骨病、幼畜易产生佝偻症；（5）防疫跟不上，也是造成畜禽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6）饲养周期过长，导致畜禽肌纤维老化，肉的品质下降；（7）生产效益极其低下，得不偿失；（8）由于生态平衡被打破，生产的产品也算不上生态产品等。由于这些弊端的存在，实际上是践踏了生态、虐待了畜禽、损害了养殖利益（效益）。

　　要走出误区，首先，要了解生态养殖的概念。所谓生态养殖就是指根据不同养殖生物间的共生互补原理，利用自然界物质循环系统，在适宜的养殖空间和区域内，通过相应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使不同生物在同一环境同生长，实现生态平衡、提高养殖效益的一种养殖方式。（1）选择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生态养殖必须根据所饲养畜禽的天性选择适宜畜禽生长的无污染的自然生态环境，有比较大的天然的活动场所，让畜禽自由活动、自由采食、自由饮水，让畜禽自然的生长；（2）要给幼畜禽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保证其有较高的成活率；（3）要保证适宜的饲养密度，保证生态平衡；（4）要进行合理的补料，保证畜禽自然生长、生产的营养需求，进行现代生态养殖仍然要使用配合饲料，但所使用的配合饲料中不能添加促生长剂、违禁添加剂与动物性饲料，多喂优质青饲料；（5）做好防疫工作，合理用药，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进行抗体检测、科学免疫，为避免因药物残留而降低畜禽产品品质，尽量少用或不用抗生素，可选用中草药预防或治疗畜禽疾病（因中草药随处可见，采用方便，效果较好），积极使用活菌制剂（微生态制剂），杜绝使用违禁药品；（6）要注意保持环境卫生，及时清理畜禽粪便，实行种养结合，利用自然界物质循环系统循环利用畜禽粪便（如种植饲草、养蚯蚓、养虫、养蝇蛆等）；（7）要分阶段饲养畜禽，前期精细，中期粗放，后期加强营养，并要求畜禽有足够的活动量（驱赶放牧等）；（8）要注意适宜的饲养周期，笔者建议：商品猪10月龄以内出栏、商品牛2.5岁内出栏、商品鸡6月龄以内出栏，仅供参考；（9）生态养殖必须要建好畜禽养殖档案；（10）要建立与养殖规模配套的畜禽粪便、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11）建议政府出台生态养殖优惠政策，对生态养殖进行全力支持，保驾护航。业务部门要加大生态养殖的宣传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使广大养殖者了解和掌握畜禽生态养殖技术，走出生态养殖误区。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福利养殖、生产绿色生态食品、提高养殖效益、促进社会和谐而共同努力。

　　生态林业发展的目标是将自身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林业模型，一个包含众多林产内容的工程体系。通过向生态林业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资，来保证生态的平稳性以及多样性，这也是生态林业具备高效能和高能量运输率的前提基础。在发展生态林业时需要遵守以下几点原则：第一，因地制宜，顾名思义，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遵守生物的生活规律，以便设计出最合适的安排方案。第二，完善组织原则，在众多生态林业发展的途径中，组织的完善是确保物种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第三，效益最大化原则，由于物种丰富、食物链复杂等情况，当存在较多选择方案时，应该选取效益最大化的方案，达到较少投入、较大产出的目的。

　　保证生态林业具有科学结构框架的核心内容便是水土，因为水资源是生活、生产必不可缺的元素，为了防止出现土壤被侵蚀或是水文效果，应从根本上改良目前生态林业的水资源问题。在针对上游地区的环境，应主要对土壤表面径流以及水资源涵养等问题进行处理，而针对内地环境，则应该做好防旱措施，预防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综上所述，在流域地带，主要通过预防水土流失、水资源涵养等形式来加强生态林业的建设，一帮采用的技术有构建山洪引导体系、建设蓄水小型灌溉设备等等。生态林业的技术特点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成多种形式和种类，从而最大程度的加快生态林业发展速度，提高技术应用效率。

　　自从我国成立之初，生态林业技术的发展就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并将治理生态林业作为全国性会议的重点问题，而生态林业所应用的技术也在全国各地展开讨论，以此寻求最佳的应用方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由于部分生态流域出现水土流失的现象，我国设立专门的研究小组，目的在于突破这一难关，寻找到有效的生态林业应用技术。在六十年代以后，我国已经掌握了红豆草等优良乔灌品种的培育技术，并开展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实验研究，取得的结果颇为丰富。而如今生态林业技术逐渐成熟，已经具有相关体系对其进行归纳总结，以便实际应用。

　　何谓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于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要求，还能够达到后代设定的标准。生态林业正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论，将发展与自身环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不但突出发展的重要性，还强调了满足基本要求的必要性。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时需要遵守以下两点要求，第一，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规划，将全国的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第二，充分了解生态林业的现状，根据生态林业的特殊性制定最为适宜的方案。相信这样的话，才能提高研发新技术的速度，增加群众的环保理念。

　　完善生态林业管理机制是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力度的有效途径，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要重视资金投入以及政府扶持问题，更要注重管理机制是否起到必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生态林业技术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完善生态林业管理机制可以通过加强部门之间相互管理、提高监管和检查水平等措施来完成，从而保证生态林业工程的顺利进行。

　　土地应用技术也叫做土地资源规划设计应用技术，某一区域，受到天气、地形变化的影响，导致土地表层或是土壤成分存在区别，通过选取更为适宜的生态林业种类，来充分发挥土地自身的生产能力，达到综合治理生态林业的目的，这便是土地应用技术。这一技术的应用基础在于首先需要了解适用面区域、实际土壤利用状况和土地差异情况。选取出不同土地生活的物种KK体育，并将其按照科学的比例进行调配是该技术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当然该技术也受到资金、市场要求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只有多方面考虑周全，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生态林业结构技术主要应用在具有明显层次的种群当中，在同一区域，考虑生态林业存在的特异性，充分应用立体空间从而获取最大利益的技术被称之为生态林业结构技术。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形式：首先是空间结构养殖，该技术应用在同一水域养殖动物的体系当中，将动物分成二至三层垂直结构，既方便卫生的清洁，又有利于集中管理。其次，空间结构种植，理论思想与前者大体相同，差别在于该技术针对的是不同种类的植物，通过空间结构的种植，有利于调整喜光程度存有差异的植物，以便提高生态林业的构建速度。

　　生态林业技术目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林业作业者的专业技术没有得到广泛普及，目前大多数林业企业的工作者的技术水平还未达到建设生态林业的要求，即使掌握了大部分实际应用技术，往往也都是陈旧的知识，在现代化建设中作用不明显，久而久之便会导致生态发展效率低下。第二，管理方面的技术存在较大漏洞，举例而言，生态林业发展的基础是造林，造林环节固然重要，这一点林业单位的工作较为合理，但是造林后的护林工作却往往被忽视，最终导致实际经济效益与预期相差甚远。

　　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提高林业企业的科技能力，科技基础是生态林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生态林业发展技术可以通过完善创新科技系统来加以实现，依靠新技术的发展是目前的主要途径。加强对生态林业构建的保护力度，首先各级政府应起到表率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促进生态林业的发展。其次，各个企业做好防护措施，提高部门间的监管能力。

　　生态林业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生态林业前进的步伐，促进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篇论文主要从生态林业技术特点以及发展情况、生态林业主要应用的技术等方面展开论述。相信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生态林业技术一定会有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世界环境义务立法基于各国的不同文化理念和法律传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之所以将“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作为两种类型分别介绍，主要是与“环境义务”入宪的立法建议有关。根据笔者的统计，世界各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条款的规定，从宪法文本的结构上看，主要规定在“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两大部分。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宪法文本的结构布局的不同以及立宪者的措词爱好的差异，在称呼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有的国家宪法在大标题上用“根本经济基础”，如阿富汗；有的国家用“经济和财务”，如伊朗宪法；有的国家用“国民经济和劳动”，如立陶宛等。而同样是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有的国家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格鲁吉亚等；有的国家宪法在这一章的章名直接用“人和公民”，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国家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如俄罗斯。当然，更多的国家是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分章或分节规定，从而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规定在“基本义务”的项下，如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习惯和方便，采用我国宪法的章节名称将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同章节名称里的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归结到“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称呼项下。

　　根据笔者的统计和比较，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基本上都出现在章节名称为“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如越南宪法在第二章“经济制度”中规定了“国家机关、武装部队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一切个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立陶宛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经济与劳动”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此外，叙利亚、巴拿马、古巴、危地马拉等国也都将环境义务的条款规定在与“经济制度”有关的章节中；而“义务型”模式中关于“义务条款”的规定都出现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如吉尔吉斯坦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第三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爱护周围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在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中的第十二章“公民的义务”里规定了“公民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此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爱沙尼亚等国都在类似的章节对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

　　通过对“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条款在各国宪法中的分布规律的归纳与比较，笔者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之所以主要集中在类似于“经济制度”这样的章节之下，是因为它们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而当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时，将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项下显然是不适宜的。结合上文对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主要是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该条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我国宪法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规定，由于各制度没有独立成节，所以，从宏观上看，与大多数国家将类似条文规定在“经济制度”的项下并不矛盾。这样，粗略看来，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似乎与“义责结合型”的入宪模式一致，其实不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明显遗漏了“国家”以外的其他义务主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既不属于“义责结合型”，也不属于“义务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属于已经被我们排除了的“权义结合型”和“权义责结合型”。

　　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宪法的环境义务条款就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即“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因为是“环境义务”入宪，所以一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采用“义务型”的模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放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更为适宜。但考虑到我国宪法文本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在采用“义务型”模式的国家宪法中对环境权主体的表述一般采用“每个人”、“所有人”或“任何人”，很少有用“每个公民”的字样。如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历史与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义务。”秘鲁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贝宁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维护环境”。这也与它们的章节名称有关，一般是规定在“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义务”、“人民的义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项下，而我国宪法中关于这一主体的描述如果也采用“每个人”、“所有人”、“任何人”这样的字样，显然与章名“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

　　其次，即使不考虑章名的问题，在第二章最后一条后面增加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从措辞上看也不一致。因为现行宪法第五十二条到五十六条虽然分别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每个条文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启文，陡然增加这么一条以“每个人”开头的法条，从法条的整体结构上看，显得不和谐。

　　最后，考虑到章名和行文的问题，如果将上述条文改为：“公民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也依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对环境的保护义务并不限于一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同样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另一方面，这种规定又遗漏了“单位”这样的义务主体，对环境义务的规定仍不全面。

　　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environmental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cultural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economicbenefitstohost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recreationsatisfaction）（Miller,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山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Kirk(1951)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O.Sauer(1925)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